跟着邓丽君学中文

绝不是这样！去北京做两年编辑工作之前，我学了各种中国常用的套话，尤其是客套话，因为有人告诉我，中国人听这些话很受用。如果你也能听懂他们的话，他们就更高兴了。但是，我的这一过程持续了许多星期，欧洲人学中国普通话并不象学英语或西班牙语那样简单。中文要难学得多，需要有耐心、恒心，不怕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回首往事，到中国后的头几个星期，我对那里完全不同的文化惊诧不已。也正因为语言不通，出现了许多误会。那是一段很有趣的时期，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具有传奇的色彩。一些发音相似、甚至发音完全一样的词，要根据自己的语感以不同的四声发出来。对于欧洲人来说，很不容易。在餐馆吃饭时，我想要一点盐加重一下味道，使我惊异的是，人家给我的不是盐，而是一包香烟。一天下午在一家茶馆的经历使我至今难以忘怀：我到中国没几天，深深喜欢上了一种“八宝茶”。当时，我想要一壶“八宝茶”，服务员却以为我想要北京八宝山公墓的一种饮料。

至于我在经过初期的艰难以后，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主要应归功于两个人：一是我的北京出租汽车司机，他是一个喜欢交际的人，路上教我北京的方言，以至于广东人或上海人直到今天仍把我算作北京人。二是邓丽君，这位传奇般的歌手。在中国，人人都知道她，看重她。我也承认，我爱邓丽君！

我到中国时，邓丽君已经死了五年，死时42岁，死于哮喘，当时她的歌手生涯的高峰早已过去。先前，我从未听到过邓丽君的名字。但是，我在中国一开始就喜欢上了她的歌曲“甜蜜蜜”和“小城故事”。我的中国朋友中的知识分子认为这些歌曲庸俗，还有一些人回忆起自己的父母“过去也曾很喜欢”听邓丽君的唱片，不过是私下里悄悄听的，因为邓丽君在资本主义的台湾、香港、甚至在日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毛泽东时代，她那些即使在当时也可视为无害的罗曼蒂克名曲与共产党的理想格格不入，被视为黄色歌曲。而今天，任何一个超级市场的背景音乐都是邓丽君的歌曲，只不过部分音乐是廉价制作的产品，听起来很糟糕。在我看来，这是共产党虽然持续垄断权力、但中国社会生活仍然发生快速变化的一个使人印象深刻的例子。

在后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内，我不仅学会了如何用中文指挥出租汽车司机，进行小小的谈话，而且能背诵邓丽君歌曲中的歌词。我感到自豪的是，直到今天我仍然能在不带口音地朗诵这些歌词。有时我在科隆走街串巷时，邓丽君的歌曲就在我的口边。与中国不同的是，在德国没有人边走边唱。在中国，我这样哼唱，无论什么年龄段的人都会对我产生好感，但在德国，我会招来德国同胞的另眼相看。

直到今天，我与中国朋友聊天时，我仍然开玩笑地把邓丽君称为我的“老婆”。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对她的爱：世界上有人、哪怕是中国人，有象我这么多的邓丽君音乐光盘吗？大多数光盘是我自己买的，其余的是中国朋友送的。撇开玩笑不说，我对邓丽君歌曲的喜爱确实为我在中国大开了方便之门，它比我双手捧上名片或自我适应中国传统交往方式的效果更好。其实，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如果一个中国人到德国来，迷上了我父母青年时代的德国老式流行歌曲，我也同样会受到感动。

尽管我有时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感到失望一样，但我十分尊重中国人、尊重他们的习惯和文化。我交了许多朋友，我从中国回德国后已三年，仍然保持着这些友情。我结交的第一个朋友，虽然只是想象中的朋友，但友情同样牢不可破，是这个朋友帮助我越来越深地进入美好的音律和丰富的中国语言画面。她就是邓丽君。

作者：小索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