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需要更多中国专家

德国之声（DW）：您正在逐渐成为绿党的"中国问题专家"，为什么尤其对与中国有关的话题感兴趣呢？

克拉蒙（Viola von Cramon）：这其中的原因非常明显，从15、20年前开始，中国就不断的对外开放经济，也许以后也会在政治上有所开放，有所改善，并承担起经济和政治上的责任。我一直饶有兴趣的关注中国的发展，所以也非常希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您提出了德国政府以及各大党派非常缺乏与中国相关的专业知识。表示"我们无法再负担的起对中国的无知。"您是怎样发现德国政府这方面的缺陷的？

我观察到，从中国到访德国的代表团以及德国派往中国的代表团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中国人从来都是有备而来，对所有的细节都非常了解。无论是在经济政策方面，还是在社会政策方面，他们的背景知识都非常充实，对国际社会上的最新动态也非常了解。与此相对照的是，我们对中国的认识经常是十分有限的，这体现在对历史以及中国社会当前热点话题的了解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敢于给中国提出建议，还是认为中国和我们之间有一定的差距，认为有必要向中国解释世界的游戏规则。我觉得这种做法已经不再恰当。

在这方面，您能给我们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吗？

我只对事不对人。我了解到，当部分德国联邦部门或者各州政府部门的代表去中国访问时，他们的准备工作有时做的非常糟糕，以至于中方伙伴说，你们其实不用来了，整个事情都没有意义，因为我们发现你们的专业水平和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应邀访问中国央行的德国金融机构的代表也曾给人留下过类似的印象。这只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我这几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对中国共产党内研究德国问题专家的数量和水平感到印象深刻。其中，甚至有15至18人对德国绿党内部的情况非常了解，我们可以用德语畅所欲言。我不是说这样做有多大的必要，但这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您和其他议员在2012年年底向德国政府递交的一份申请文件中，提出应该大力扩展德国政府对中国的专业认识。该文件呼吁，应该鼓励更多的中国问题专家在联邦部委、外交部以及其他与外交有关的政府机构任职。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发出这一呼吁的呢？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如果我们不能专门在一些问题上有所准备的话，中国方面已经不再愿意认真对待我们。我认为，不能把这些个案单独看待，而是应该采用长久的策略。我们需要更多了解中国的人，我不是说这些人就应该缺乏批判性，甚至成为共产党的喉舌。正相反，他们必须保持批判的精神，但是这种批判精神应该有一定的理论基础，让他们能够向正确的人提出建设性的观点。

总的来说，虽然中文对于我们来说很难，但考虑到其重要性，我们还是必须应该掌握中文。在教育体制中加入中文教学。也许不用在小学，但是在中学里，中文应该成为一门可以选择的必修外语课。我们在这方面还有许多不足，几乎没有什么中文教师，也几乎没有学校提供中文课。另外，我们也需要更多大学生把中文当作第二选修方向，结合专业课程的知识。无论是政治学、社会学、还是历史学、法学以及其他自然学科。我们在这些领域必须融合中文教学，才能避免出现一方面只有汉学家、另一方面只有专业人员的局面。实现中文与专业知识的融合。

另外一个重要的领域是培养会说中文的记者。如果想要了解中国社会讨论的热点，只看二手材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呼吁给记者中文方面的培训，让他们能够用中文关注中国。

第三点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提高对中国的待遇。我们在德法关系、德美关系、德俄关系上都配有专员。我觉得，现在是委任一位德中问题专员，长时间关注并处理德中外交关系的时候了。德中之间的摩擦时有发生，但我希望德国人能够在保留并壮大我们批判能力的同时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往来。

有人对欧盟提出批评称，它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没有一个统一的策略。那么您所说的德国政府在与中国相关专业知识上的缺乏是不是在欧盟的层面上也有所体现呢？

欧盟的情况更糟，因为那里从政策层上就没有和当今的中国用适当的方式打交道的愿望。我们在此所面临的问题严重。我们在欧盟的外交部门中有一位完全忽视中国人权问题的主管。在我们所看重的问题上，包括人权对话，和公民社会取得联系，加强反对派实力等，我们从德国的角度定义了一些重要的中方人物，也是因为中国政府不是民主选出的政府。我们也希望能够接触一些没有被共产党代表的人群。而欧盟正是对这种原则视而不见。我们在此需要面对严峻的问题。

我下周在布鲁塞尔也会向欧盟提及这些问题。我观察到欧盟外交事务专员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不愿意提及中国的人权问题。我认为，这种在中国人面前低头的做法是一种非常不明智的策略。我觉得，这也是欧洲各国之间存在巨大分歧，无法达成共识的地方。

采访：任琛

责编：雨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