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鵬的第一次罷工

(德國之聲中文網)東莞北部，24歲的王鵬（化名）在他的小房間內聳聳肩說，「哪裡條件都一樣」。稍微沉吟一下，他有點遲疑地補充說，「嗯，工廠非常熱」。當數千名工人銲接運動鞋的接縫時，天花板上的小風扇驅趕不了炎熱。他在「台灣裕元運動鞋廠」工作已超過一年，該鞋廠今年春天因為發生了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罷工事件而成為新聞焦點。原因：公司多年來未替員工繳付該由僱主負責的社會保障費用部分，此外也存在按臨時工標準為長期員工繳納社保金的行為。

「當我聽說，公司沒有為我們交納費用時，我憤怒了」，王鵬回憶說。「早上我們還聽說，有三個部門罷工了，到了下午所有的車間都停止了工作。」對王鵬來說，這是他的第一次「反叛體驗」。他自16歲起，就在中國的工業大省廣東的工廠打工。不同於現在，他很少掙到超過2000元的月薪。作為產業工人，在工業省份廣東，這算少的了。「如果你沒有受過教育的話，別指望多賺。」他說。

「世界工廠」

台灣公司裕元在工業城市東莞郊區的高埗鎮有數家大型工廠。此外，該公司在這裡還有宿舍和自己的醫院。裕元在這個曾被西方世界稱為「Kanton」的南中國省份廣東，有著「世界工廠」的綽號。它生產幾乎所有的主要世界品牌的運動鞋：阿迪達斯、耐吉、彪馬、銳步。年產量三億雙。當四月份機器突然停下來時，將近五萬名工人從車間裡湧到了街上。

裕元鞋廠的罷工是近幾年來中國最大規模的罷工之一。但這並不是廣東省唯一的罷工事件。過去幾年，世界品牌如本田和諾基亞發生的大罷工也被廣泛關注過。幾年前，北京清華大學的社會學家孫立平教授就估計，在中國每年約有18萬所謂的「群體事件」——即自發的抗議活動——發生。這些抗議活動有的是反抗拆遷，有的是反抗官員的不法，有的是反對出售集體用地，以及工人的抗議和罷工。

也曾是產業工人的陳輝海說，「這些自發的罷工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工人已經沒有在平等的基礎上與僱主進行談判的可能性」。他自豪地摸著領口上一個串著紅線的玉佛----這是他在一家首飾廠工作的紀念。此後，他參與了罷工，並開始對勞動法產生了興趣。他今天在一個非盈利組織工作。「勞維」（廣東勞維律師務所）給工人們提供建議，在法庭上為他們辯護。曾是玉石工人的陳輝海則代表工人與僱主談判，並告知他們自己的權利。他預計說，「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在談判中代表整個工人群體，就會一直有這種毫無組織的罷工出現」。這種訊息現在廣東省政府也知道。一段時間以來，政府中都在進行有關「集體談判法」的討論。

政府掌控的工會

可是誰應該代表工人？在中國，成立獨立工會是被嚴格禁止的。唯一被批准的雇員組織就是中華全國總工會，它的主要特點就是忠於政府。法律規定：「工會要引導職工，切實促進生產和完成他們的工作」

像陳輝海一樣，越來越多的小型機構或個人承接了向工人解釋他們權利的任務。中國人稱呼這些組織為「草根組織」。他們通常由和僱主發生衝突的工人組成。作為工傷事故的受害者，工人開始瞭解有關賠償的法律，開始傳播他們的訊息。2006年梅克爾訪問中國時，堅持會見三位農民工的維權人士時，引起了轟動。從此，中國工人中的運動就開始了。香港社會保障學會的梁寶霖預計，在勞動法領域，大約有一百個這樣的草根組織。他說，「今天，年輕的工人已經準備好為他們的權利而鬥爭，我們正見證中國勞工運動的一個新階段。」

但這種行動的空間依然很小。當兩個維權人士和裕元的罷工者取得聯繫時，被警察逮捕並關押了幾個星期。此外，國家對罷工者的反應也是苛刻的。抗議活動進行時，該地區被警察封鎖。「突然間，到處都是政府的耳目」，王鵬回憶說。罷工最終伴隨著警察的暴力結束。公司雖然承諾，自2014年五月起交納全額社會保障費用，但是，過去幾年缺的份額並未得到補交。

王鵬說，他覺得現在該交的款項已經得到了繳納。但是他還沒有去證實。「我只有一半滿意」，他嘆了一口氣，「薪水依然還是很低」。

作者：Mathias Böllinger 編譯：簡如

責編：洪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