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的第一次罢工

(德国之声中文网)东莞北部，24岁的王鹏（化名）在他的小房间内耸耸肩说，“哪里条件都一样”。稍微沉吟一下，他有点迟疑地补充说，“嗯，工厂非常热”。当数千名工人焊接运动鞋的接缝时，天花板上的小风扇驱赶不了炎热。他在“台湾裕元运动鞋厂”工作已超过一年，该鞋厂今年春天因为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事件而成为新闻焦点。原因：公司多年来未替员工缴付该由雇主负责的社会保障费用部分，此外也存在按临时工标准为长期员工缴纳社保金的行为。

“当我听说，公司没有为我们交纳费用时，我愤怒了”，王鹏回忆说。“早上我们还听说，有三个部门罢工了，到了下午所有的车间都停止了工作。”对王鹏来说，这是他的第一次“反叛体验”。他自16岁起，就在中国的工业大省广东的工厂打工。不同于现在，他很少挣到超过2000元的月薪。作为产业工人，在工业省份广东，这算少的了。“如果你没有受过教育的话，别指望多赚。”他说。

“世界工厂”

台湾公司裕元在工业城市东莞郊区的高埗镇有数家大型工厂。此外，该公司在这里还有宿舍和自己的医院。裕元在这个曾被西方世界称为“Kanton”的南中国省份广东，有着“世界工厂”的绰号。它生产几乎所有的主要世界品牌的运动鞋：阿迪达斯、耐克、彪马、锐步。年产量三亿双。当四月份机器突然停下来时，将近五万名工人从车间里涌到了街上。

裕元鞋厂的罢工是近几年来中国最大规模的罢工之一。但这并不是广东省唯一的罢工事件。过去几年，世界品牌如本田和诺基亚发生的大罢工也被广泛关注过。几年前，北京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就估计，在中国每年约有18万所谓的“群体事件”——即自发的抗议活动——发生。这些抗议活动有的是反抗拆迁，有的是反抗官员的不法，有的是反对出售集体用地，以及工人的抗议和罢工。

也曾是产业工人的陈辉海说，“这些自发的罢工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工人已经没有在平等的基础上与雇主进行谈判的可能性”。他自豪地摸着领口上一个串着红线的玉佛----这是他在一家首饰厂工作的纪念。此后，他参与了罢工，并开始对劳动法产生了兴趣。他今天在一个非盈利组织工作。“劳维”（广东劳维律师务所）给工人们提供建议，在法庭上为他们辩护。曾是玉石工人的陈辉海则代表工人与雇主谈判，并告知他们自己的权利。他预计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谈判中代表整个工人群体，就会一直有这种毫无组织的罢工出现”。这种信息现在广东省政府也知道。一段时间以来，政府中都在进行有关“集体谈判法”的讨论。

政府掌控的工会

可是谁应该代表工人？在中国，成立独立工会是被严格禁止的。唯一被批准的雇员组织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忠于政府。法律规定：“工会要引导职工，切实促进生产和完成他们的工作”

像陈辉海一样，越来越多的小型机构或个人承接了向工人解释他们权利的任务。中国人称呼这些组织为“草根组织”。他们通常由和雇主发生冲突的工人组成。作为工伤事故的受害者，工人开始了解有关赔偿的法律，开始传播他们的信息。2006年默克尔访问中国时，坚持会见三位农民工的维权人士时，引起了轰动。从此，中国工人中的运动就开始了。香港社会保障学会的梁宝霖预计，在劳动法领域，大约有一百个这样的草根组织。他说，“今天，年轻的工人已经准备好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我们正见证中国劳工运动的一个新阶段。”

但这种行动的空间依然很小。当两个维权人士和裕元的罢工者取得联系时，被警察逮捕并关押了几个星期。此外，国家对罢工者的反应也是苛刻的。抗议活动进行时，该地区被警察封锁。“突然间，到处都是政府的耳目”，王鹏回忆说。罢工最终伴随着警察的暴力结束。公司虽然承诺，自2014年五月起交纳全额社会保障费用，但是，过去几年缺的份额并未得到补交。

王鹏说，他觉得现在该交的款项已经得到了缴纳。但是他还没有去证实。“我只有一半满意”，他叹了一口气，“工资依然还是很低”。

作者：Mathias Böllinger 编译：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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