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与氮污染：你（也许）不知道的事

（德国之声中文网）英国《自然》杂志周四(2月28日)刊发一篇题为"中国氮污染加剧"的论文。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与德国霍恩海姆大学的研究团队指出，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在过去30年间，成为世界上大气氮污染最为严重的区域，这也进一步导致了土壤与地下水体中的氮污染负荷加重，植被与农作物也同样受到影响；氮污染沉降已经超过了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上限，若不采取措施予以制止，情况还会进一步恶化。

霍恩海姆大学的生态学专家方迈尔教授(Prof. Dr. Andreas Fangmeier)也是文章作者之一。他就中国的氮污染问题，接受了德国之声的专访。

方迈尔教授，大气氮污染的问题，在中国究竟有多严重？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当然，也要注意到，中国的华北平原之活性氮污染情况尤其严重。

我们也从《自然》杂志刊发的您的论文中看到，中国的氮污染并不仅仅存在于大气中，还包括土壤与水体污染。

完全正确。空气中的氮化物会进入土壤或水体，而这些地方的氮也会部分再以气体的形式回到大气中，比如笑气(一氧化二氮)。然后在降雨充沛的时节，空气中的氮化物又会进入地表水系或者地下水体。

那么，这些氮化物污染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有多种来源。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华北平原是中国的重要粮仓，小麦及玉米的耕种面积非常大；同时，牲畜养殖密度也很大，蔬果种植同样也很发达。而华北的农作习惯中，施肥量非常惊人，很多时候都是施肥过度。农业领域的污染通常都是氨类化合物。另一方面的污染源则来自工业与交通运输领域，主要是以氮氧化物等形式出现。也就是说，氮污染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共同导致了我们的生态系统所承受的氮污染负担过重。

我们也从许多媒体得知，华北地区的细颗粒物污染非常的严重。这与氮污染之间有什么关联么？

当然是有联系的。细颗粒物并不是简单地来自于农业或者工业及交通排放。这里涉及到比较复杂的气相反应过程。简单来说，过度施肥的土地，会释放出氨气，在潮湿的气候下转化为铵盐；发电厂或者取暖锅炉燃烧后的产物中，则常常含有二氧化硫，在空气中进一步转化为硫酸盐。两者相结合，就会形成次生气溶胶，进一步加剧了细颗粒物污染。

不论是氮氧化物，还是次生气溶胶，或者其他形式的氮污染，它们都有哪些危害呢？

我们如果用欧洲的标准作参考，就会发现主要的危害形式就是次生气溶胶，也就是细颗粒物污染。欧盟对此制订了法规，目前的PM10限值是每立方米50微克。中国现在的限值则是150微克，而我们在三个多星期前看到的北京雾霾，PM10数值甚至超过了1000微克。这直接危害健康。

您提到了欧洲的标准。在数十年前，欧洲是不是也遇到过当今中国同样的问题？

有些欧洲国家的农业生产规模同样也非常大。比如荷兰，德国北部，丹麦，英国，还有意大利、法国的部分地区。不过在欧洲，过去几十年间，法定限值逐步压低；同时也有许多其他措施予以配合。比如，欧洲现在是不允许在农牧生产中使用敞开的容器装载粪便的，目的就是减少氮化物气体的排放。通过这些有效的行政治理，欧洲的氮污染情况有了很大改观。而在中国，还需要等上一些时间。

这只是农业领域的措施，而在工业领域，又应该如何减低氮污染呢？

在欧洲，对于锅炉、引擎等燃烧装置都有非常清晰的规定，明确了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细颗粒物的排放上限。每一个工厂、电站，每一辆汽车都必须达到相应的欧盟标准。过滤技术的发展当然功不可没，汽车尾气催化器，或者是电厂的脱硫脱氮装置，它们都使得大气氮污染的程度大为降低。

您是否会认为，今后几年中，中国也会像欧洲一样，逐步采取这些治理手段？

我想，近年来媒体广泛报道的一些环境污染丑闻，提升了中国民众的环保意识。我相信，之后几年，中国领导层对于环境问题，态度也会更为强硬，现在已经有所端倪。

您刚才提到，在工业或者交通领域，可以使用过滤及催化转化装置来大幅消减相关污染。但这花销不菲，中国的宏观经济能够承受这一开销么？

这可应该去问经济学家！不过我倒是可以提提欧洲的经验。欧洲此前立法要求必须花钱安装这些环保设备，但是欧洲经济、尤其是德国经济界依旧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我们也应注意到，改善环境其实也能省钱，民众越健康，生产效率就越高。难以修复的环境损害，社会需要为此支付高昂的成本；如果是及早预防，就能节省许多钱。关键的问题是怎么计算，环境污染、资源消耗到底会增加哪些成本，这些都有相应的生态经济学计算模型。

欧洲大约花了20年时间，使得氮污染程度最终大幅降低。您认为，中国要治理这些污染，需要的时间是更长呢，还是更短？

我估计中国的进程会更快。在欧洲，各种规定、流程，以及民意征求都很花时间。而在政治体制有所不同的中国，如果政府真想要推行一件事情，它的进程一定会更快。我相信，中国有着非常大的发展潜力，在环保方面的改善空间也非常大。

对。但是中国政府首先得真正采取并落实正确的措施。

是，首先得正确认识问题，现在能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其次，应该明确究竟该采取哪些措施，这在中国也并非没有先例。我还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时，空气质量明显好于奥运前以及奥运后。当然，车辆限行、企业关停这些措施并不是无可指摘，但这多少说明，中国其实是有能力改善空气质量的。

采编：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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