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观察:旺角枪声不是“最后一枪”
2016年2月9日(德国之声中文网)我还清楚地记得,香港维园"六四"纪念晚会结束时,人们细致地拣走身边垃圾。有些作为坐垫的报纸已经嵌入泥土,还是被人耐心地一点一点扣出来带走。我也看到,十数万人自由而又有序地离场,服务周到的警察让人觉得温暖而又安全。
香港社会的秩序,一直是中国内地人的教材。亲官方媒体强调市民的"素质",亲自由媒体则强调警方的亲善。同时,香港人也以此自豪,对内地访客不排队、乱扔垃圾等习惯深恶痛绝,甚至斥之为"蝗虫"。
变坏似乎只在一夜之间。今晨(2月9日2时许)旺角抗议事件中响起警察的枪声(对空鸣枪),尽管当时抗议者与警察的冲突已经相当激烈,但是据多名亲历者讲述,人们感到震惊,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在抗议者及其同情者看来,2月9日的枪声结束了一个时代。长期以来维系在警方与民众之间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尽管在近两年的抗议活动中早已经支离破碎,但是它仍然在风中楚楚可怜地飘摇。以往,"高素质"的香港抗议者,面对警方的驱散,大多和平克制地退散,或者敢作敢当地束手就擒。然而,在这个凌晨,他们突然学会了用砖头和杂物砸向警察。
出于同样的逻辑,梁振英代表特区政府将旺角事件定义为"暴乱"。它让人想到年久日深的1967年"五月风暴"。也是出于同样的逻辑,一些媒体将其称为"鱼蛋革命"(Fishball Revolution)或者"鱼蛋暴动"(Fishball Riot)。
尽管抗议事件从未间断,但是不久前的香港,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温和的城市之一。"占领中环"那样大规模长时间的抗议事件,也没有引发“鸣枪示警”。然而,无论人们是否接受,今天的香港,正在演变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之一。
即便是"六四"晚会,我也从每一年警方与组织者在人数估计的巨大反差中,感觉到在政治操控之下,香港社会秩序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美好。在科隆、巴黎等欧洲城市,我也看见每一次的狂欢节或抗议活动之后,垃圾遍地,环卫工人不得不大干一场,似乎也没有想象中那样糟糕。社会秩序的关键,然而,并非如媒体所教导的那样,是靠民众"素质"维持的,而是民主政治保障的法治与自由。
香港正在失去已有的法治与自由。特区警察变成了内地城管,甚至比内地城管还没有人情味儿(在大年初二"严厉执法"驱赶摊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民众对政府长期不满,而政府管制日益趋紧,是骚乱的根本原因。
特区政府无意反省这一原因--重要的是,只要北京政府尚在,特别政府也无从反省--简单粗暴的"决不姑息"将无济于事。枪声唤起了民众更多的反抗意志,冲突可能在未来升级。香港比中国内地城市更加危险,也正在于他们还有反抗意志。内地民众普遍已被六十多年的高压驯服,例如,他们抱怨的不是春晚有毒,而是这副毒药里没有加上足够多的糖。
"六四"之后,歌手崔健高唱"如果这是最后一枪,我愿接受这莫大的荣光"。可是它不是。在同一个党的领导之下,旺角枪声也不是香港的"最后一枪"。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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