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观察：支联会解散，历史记忆再遭屠戮

（德国之声中文网）2021年9月25日，是香港抗争史、中国民运史和人类文明史上又一个耻辱的日子。这一天，香港支联会——全称“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宣布解散。 

1989年5月21日，北京戒严的第二天，香港百万市民在狂风暴雨中走上街头，抗议中共武力镇压六四民主运动。雨过天晴，香港支联会在游行队伍中宣布成立。 

1989年6月，在六四镇压的血腥气息中，支联会启动了“黄雀行动”，秘密营救遭中国政府通缉的政治异议分子，协助他们偷渡逃离中国，前往西方国家，可谓肝胆相照，义薄云天。 

此后连续三十年，支联会每年都组织维园六四烛光集会，呼吁平反六四民运，建设民主中国。参加人数少则三五万，多则十几万，创下了人类抗争运动的奇迹。 

我曾经多次描述在晚会现场受到的震撼。它让我意识到，经过多年的沉默，有种声音已经从中国人的身体里失踪了。我们必须穿越荒谬现实，克制已然内化的恐惧，进入应然历史，才能找回属于自己的记忆。 

拯救历史记忆的“黄雀行动” 

在解散前最后一个六四纪念日，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支联会的责任就是叫人记住这段历史。”保存历史记忆，是支联会勇敢担当的重要使命。 

2012年，支联会筹建了六四纪念馆，收集、保存、整理有关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文物、书籍和报章，并借由举办展览的方式帮助参观者了解历史，保留真相和记忆。 

中共某些领导人非常无知愚昧，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就是一连串的政治笑话。但是，作为一个统治集团，中共对人类历史的扭曲、人类记忆的构建是有深入的了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的。 

去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提出“留下正确的人类集体记忆”的概念。“集体记忆”这个词来自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他在涂尔干所提出的“集体意识” 的基础上，创建了“集体记忆” （Collective memory ) 这一概念，用来研究人们的想法在社会中被整合的过程。在他之后，大量学者研究了历史记忆和历史理性，其中包括德国学者耶尔恩• 吕森（Jörn Rüsen)。他对大屠杀进行了长期研究，认为记忆可以延续历史，也可以中断历史。 

有学者讨论“记忆的暴力”指出，遗忘，谎言和沉默的背后是暴力。身体的暴力和记忆的暴力在极权政治中往往是同时进行的。这对我们理解中共建构历史记忆非常重要。天安门的坦克屠杀的是抗议者的身体，也是全体中国人的记忆。 

支联会最后的悲壮抗争 

1996 年的维园六四烛光集会，演讲台上悬挂巨大横幅：“跨越九七”。众人举起烛光，肃穆站立，时任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先生逐字逐句宣读悼词： 

“八九民运当中的死难同胞们，还有391 日，我们这片土地就会回归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曾经屠杀你们的军队，就会在这里耀武扬威；曾经将你们辗成肉酱的坦克车，就会在这里横冲直撞；曾经在你们身体射出弹孔的机关枪，就会在这里对准我们的胸膛。我们只愿意告诉你们，面对这严峻考验，我们已经做好一切准备，没有恐惧，十分平静……” 

2020年，《国安法》在香港实施，悼念六四的烛光集会被定性为非法集结。随后，六四纪念馆被迫关闭。支联会启动众筹，寻求永久空间保存历史记忆，建立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我很荣幸地接受邀请，担任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和一群优秀的同道一起，筹划和建立这间博物馆。 

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所做的工作，就是通过主动参与记忆构建的过程，对抗中共对公众记忆的操纵和屠杀。 

2021年9月28日，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网站被香港当局封锁，在香港境内无法访问。我们回应媒体查询时指出，这是删除历史记忆的可耻行为。我们相信通过所有抵制极权抗争的努力，历史记忆将会世代相传，永在人心。 

回到1989年5月21日的香港，游行队伍中有人高举着当日出版的香港《文汇报》，其当日社论只写着“痛心疾首”四个黑色大字，成为谴责中共暴行的一个标志性媒体事件。32年后，《文汇报》对支联会深文罗织，一再指控支联会涉嫌违反国安法，书写了屠杀历史记忆的又一种“痛心疾首”！ 

当日诞生的支联会，直到解散的最后一刻，依然“没有恐惧，十分平静”。为了保护中国民运组织及个人，以及其他公民社会组织、智库、基金等，支联会留守常委拒绝警方无理索取资料的要求，宁可入狱受难，悲壮地向历史谢幕。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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