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度的界限

中国共产党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展示了更多的透明度。例如中国电视观众，可以在电视直播的非典记者会上，听到西方记者提出的尖锐问题。在过去，这几乎是不可能事。即便是近两年来，中国少数直播记者会也只局限在共产党的大型集会，或是美国布什总统访华的活动。

自然，这些还谈不上真正的政策透明。虽然，政府已经不再掩饰非典的死亡病例和感染病例人数，但是中国政府绝不允许中国媒体自行调查采访疫情，对于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政府隐瞒疫情的批评， 中国媒体轻描淡写地带过去，或是根本不报。

相反的，中国政府重新起动毛泽东时代国家教育宣传运动，电视和报纸大幅报道抵抗非典疫情的医生、护士的事迹。这一切都是由上而下的政策指示，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这类的运动特别显得不搭调。

四月中旬，中国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因为隐瞒非典疫情被解除职务。中国政府借此表明，面对非典疫情，它还是一样具有行政效能，并且有决心， 将失职官员免职。

中国媒体的禁忌

那么什么样的议题对中国媒体来说还是一个禁忌呢？这些禁忌，例如无视党宣传机构对非典疫情报道的指示；追查党和中央、地方政府在疫情爆发初期，刻意隐瞒疫情的行政责任；中国记者如果在报道中， 暗示这些行政责任， 那么将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中国领导人在这次的非典疫情中，承诺要推动新的透明政策， 然而，这种透明政策是由上而下的指示， 而且范围有限。 中国媒体是否能够长期的拥有更多的新闻报道自由，仍然是有待观察。中国媒体近年来已经比较开放，不过，这些报道题材只局限在没有直接或间接涉及党的统治。

中国城市精英份子的讯息需求量日益增加，他们经常经由国外的网站，得到中国的真实消息，另外，外国投资者也需要可靠的资讯， 中国的新闻检查可能放宽对某些题材报道的控制，然而这些是有限度的，只局限在狭隘的范围， 而且必须符合党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