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赎罪的罪恶: 我的父亲是党卫军

(德国之声中文网) 哈特穆特·扬森曾害怕他想对女儿们说出真相的那一天。2014年，一套关于奥斯维辛审判的电影"沉默迷宫"(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要上映。

哈特穆特购买了电影票并邀请女儿们谈一谈。当他们谈论到这套电影时，他说，"我是一名党卫队成员的儿子"。即使是现在，每每谈及这话题，他都哽咽不能言。当时他害怕女儿们的反应，担心她们的否定。但女儿们却拥抱了父亲，称他与祖父在纳粹时期的所作所为并无关系。

这段历史一层层地被揭露，然而这也动摇了哈特穆特，也担心自我形象受损。

奥斯维辛审判

第二次的奥斯维辛审判于1964年10月22日在法兰克福进行。证人是54岁的库尔特·梅，当时的他是审计师和武装党卫队突击队大队领袖(二级突击队大队长)。1940至1942年间他是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Wirtschafts-Verwaltungshauptamt der SS) 经济局IV处(负责纺织、皮革)的领导人。他的部门负责监督党卫队自身的运作，分配集中营的强迫劳工。

哈特穆特反复细听审判录音带中的一字一句，那是他熟悉的声音－父亲的声音。

"我知道，希特勒不是个好人"

当库尔特·梅在法兰克福辩护时，哈特穆特年仅16岁。当时他和母亲住在汉堡。几年前父亲也探访过他，但次数不多。库尔特·梅在南德有妻子和两名女儿。他不想为情人和儿子抛弃妻女。

哈特穆特回想起一些他与父亲的聚会场面，其中一次就在驾驶期间。库尔特在他面前吹嘘，自己曾在希特勒手下做事，如希特勒进军奥地利时，他与其他官员欢呼庆祝。"我还不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我知道，希特勒不是好人"。那时的哈特穆特才13岁。

他对父亲的不满日增，他更曾经写信，请求父亲对在纳粹时期的行为作出解释，并威胁与父亲断绝来往。但父亲未作任何解释，而哈特穆特亦没有再见过他的父亲，甚至没有出席1978年父亲的葬礼。

搜寻证据

父亲过去的党卫队背景使哈特穆特坐立不安，他的母亲对此亦绝口不提。在父亲去世后，他决定自行搜寻证据。

年逾花甲的哈特穆特参加了一个名为"家庭中的罪犯?"的座谈会以及一个纪念馆所举办的资料搜集工作坊，其旧址是诺因加默集中营。在那，他结识了不少同路人。

在德国类似的研讨会比较少。而在诺因加默在10年前就有，而且愈来愈受欢迎，每次都有20位左右的参与者。"来参与的人愈来愈多是当年罪犯的后代"，诺因加默集中营纪念馆负责人奥利弗·冯·沃赫姆（Oliver von Wrochem）说。其因为: 下一代打破了沉默的桎梏，而恰好这是上一代还没完成的工作。对于不少德国家庭来说，这仍是一个禁忌。"他们(后代)对近亲在纳粹期间所担当的角色的认识较少"，沃赫姆强调。

档案管理员和历史学家向参与者解释，可以如何搜寻资料，以及说明军服上的徽章或战地邮政号码所传递的信息。他们讨论到心理障碍、羞耻感、自己内心世界四分五裂的状态等问题。"这样的对话给予我足够的勇气，我感觉自己不再孤单"，哈特穆特·扬森说。"不过我总是需要休息，让我可以自我鼓励"。

对家庭的反抗

几乎每一个来诺因加默的参与者都要与心中的不安和忠诚作斗争。"不少人被家庭成员视为家丑外扬的人"，来自汉堡的心理医生卡琳·赫丁达（Karin Heddinga）说，她也协助举办这一连串的研讨会。"在寻根之旅上，他们时常感到孤独。例如，家庭与参加者之间的联系会中断。"

这令人深受影响。甚至有人声称出现了健康问题。

"当他们开始探索之旅后，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将是什么"，赫丁达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觉得来自家庭的支持减少了。他们开始怀疑，甚至对自己也生疑。"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艰难的时期，而每个人的处理方法不一。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充分的情绪距离"。

没有赎罪的罪恶

经哈特穆特·扬森费力地所拼凑而成的事件并不能展示历史的全貌，但最初的猜想得到确定: 父亲库尔特·梅是纳粹种族屠杀机器的积极份子。父亲对集中营的强逼劳工进行剥削，在捷克斯洛伐克对犹太人企业进行"雅利安化"，建立以及领导党卫军的企业，最后也支持纳粹集中营的恶行，儿子如此提到。而父亲－梅作为此等恶行的帮凶，却从未为此赎罪。

哈特穆特·扬森和其他的研修课参与者所关注的不单是罪恶与赎罪，也希望从过去中学习。对他们来说，民粹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死灰复燃就是警告信号。"在公开场合讨论历史，并以此警告世人，这至关重要"，扬森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