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贖罪的罪惡: 我的父親是黨衛軍

(德國之聲中文網) 哈特穆特‧揚森曾害怕他想對女兒們說出真相的那一天。2014年，一套關於奧斯維辛審判的電影"沉默迷宮"(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要上映。

哈特穆特購買了電影票並邀請女兒們談一談。當他們談論到這套電影時，他說，"我是一名黨衛隊成員的兒子"。即使是現在，每每談及這話題，他都哽咽不能言。當時他害怕女兒們的反應，擔心她們的否定。但女兒們卻擁抱了父親，稱他與祖父在納粹時期的所作所為並無關係。

這段歷史一層層地被揭露，然而這也動搖了哈特穆特，也擔心自我形象受損。

奧斯維辛審判

第二次的奧斯維辛審判於1964年10月22日在法蘭克福進行。證人是54歲的庫爾特‧梅，當時的他是審計師和武裝黨衛隊突擊隊大隊領袖(二級突擊隊大隊長)。1940至1942年間他是黨衛隊經濟與管理部(Wirtschafts-Verwaltungshauptamt der SS) 經濟局IV處(負責紡織、皮革)的領導人。他的部門負責監督黨衛隊自身的運作，分配集中營的強迫勞工。

哈特穆特反復細聽審判錄音帶中的一字一句，那是他熟悉的聲音－父親的聲音。

"我知道，希特勒不是個好人"

當庫爾特‧梅在法蘭克福辯護時，哈特穆特年僅16歲。當時他和母親住在漢堡。幾年前父親也探訪過他，但次數不多。庫爾特‧梅在南德有妻子和兩名女兒。他不想為情人和兒子拋棄妻女。

哈特穆特回想起一些他與父親的聚會場面，其中一次就在駕駛期間。庫爾特在他面前吹噓，自己曾在希特勒手下做事，如希特勒進軍奧地利時，他與其他官員歡呼慶祝。"我還不太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但我知道，希特勒不是好人"。那時的哈特穆特才13歲。

他對父親的不滿日增，他更曾經寫信，請求父親對在納粹時期的行為作出解釋，並威脅與父親斷絕來往。但父親未作任何解釋，而哈特穆特亦沒有再見過他的父親，甚至沒有出席1978年父親的葬禮。

搜尋證據

父親過去的黨衛隊背景使哈特穆特坐立不安，他的母親對此亦絕口不提。在父親去世後，他決定自行搜尋證據。

年逾花甲的哈特穆特參加了一個名為"家庭中的罪犯?"的座談會以及一個紀念館所舉辦的資料蒐集工作坊，其舊址是諾因加默集中營。在那，他結識了不少同路人。

在德國類似的研討會比較少。而在諾因加默在10年前就有，而且愈來愈受歡迎，每次都有20位左右的參與者。"來參與的人愈來愈多是當年罪犯的後代"，諾因加默集中營紀念館負責人奧利弗‧馮‧沃赫姆（Oliver von Wrochem）說。其因為: 下一代打破了沉默的桎梏，而恰好這是上一代還沒完成的工作。對於不少德國家庭來說，這仍是一個禁忌。"他們(後代)對近親在納粹期間所擔當的角色的認識較少"，沃赫姆強調。

檔案管理員和歷史學家向參與者解釋，可以如何搜尋資料，以及說明軍服上的徽章或戰地郵政號碼所傳遞的訊息。他們討論到心理障礙、羞恥感、自己內心世界四分五裂的狀態等問題。"這樣的對話給予我足夠的勇氣，我感覺自己不再孤單"，哈特穆特‧揚森說。"不過我總是需要休息，讓我可以自我鼓勵"。

對家庭的反抗

幾乎每一個來諾因加默的參與者都要與心中的不安和忠誠作鬥爭。"不少人被家庭成員視為家醜外揚的人"，來自漢堡的心理醫生卡琳‧赫丁達（Karin Heddinga）說，她也協助舉辦這一連串的研討會。"在尋根之旅上，他們時常感到孤獨。例如，家庭與參加者之間的聯繫會中斷。"

這令人深受影響。甚至有人聲稱出現了健康問題。

"當他們開始探索之旅後，並不知道等待他們的是將是什麼"，赫丁達說。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覺得來自家庭的支持減少了。他們開始懷疑，甚至對自己也生疑。"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這都是艱難的時期，而每個人的處理方法不一。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充分的情緒距離"。

沒有贖罪的罪惡

經哈特穆特‧揚森費力地所拼湊而成的事件並不能展示歷史的全貌，但最初的猜想得到確定: 父親庫爾特‧梅是納粹種族屠殺機器的積極份子。父親對集中營的強逼勞工進行剝削，在捷克斯洛伐克對猶太人企業進行"雅利安化"，建立以及領導黨衛軍的企業，最後也支持納粹集中營的惡行，兒子如此提到。而父親－梅作為此等惡行的幫兇，卻從未為此贖罪。

哈特穆特‧揚森和其他的研修課參與者所關注的不單是罪惡與贖罪，也希望從過去中學習。對他們來說，民粹主義和反猶主義的死灰復燃就是警告訊號。"在公開場合討論歷史，並以此警告世人，這至關重要"，揚森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