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政治学者谈方励之

德国之声: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在您个人的眼中, 方励之先生是怎样的一个人?

王军涛:我觉得,方先生很像80年代典型的关注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而且我觉得方先生的一生和中国整个民主运动的浮沉是一体的。像在早期的时候，他当时为了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曾经参加过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后来1957年的时候因为要求民主和自由被打成了右派，那时候还是他在北大读书期间。后来就一直受迫害，那么到了57年，帽子被摘掉之后，他跟当时的很多右派不一样，很多右派出于对党的感激，就开始和共产党合作，就支持了邓小平的片面改革的路线。

那时候方先生跟我们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批人的想法一样，就是说中国过去的悲剧证明，中国需要民主和自由。所以在80年代就开始倡议民主和自由。方先生因为当时是科大的副校长，作为天体物理学家在中国是首席的科学家，他在学生中当然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的业务好。所以，在当时的80年代后期，方先生就成了中国学生追求民主自由的一面旗帜，成了他们的精神领袖。实际上1989年的民主运动在方先生身上有两个很大的影响，第一：最早发起民主运动并参与其中的学生领袖都是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受到了方先生的鼓舞和影响，受到了他的启蒙。像科技大学的学潮，最早从87年开始，一直影响比较大。还有像北大以及后来方先生被开除党籍，离开科大到了北京之后，对北京的学生运动的影响也很大。当时北大的民主沙龙，当时的刘刚和王丹都是受到了方先生演讲的鼓舞和影响。

那么后来方先生在89年元月的时候就写信要求特赦魏京生先生，也曾经是89年民主运动的一个导火索之一。在这之后，就持续出现了两拨，三拨这种中国知识分子联名上书要求特赦政治犯。那么后来还有一个事件就是胡耀邦同志逝世，这个可以看作是中国当时民主运动直接的一个导火索。这些使得方先生在80年代，中国民主运动走向一个高峰的时候成为了当时这场运动中的一个象征人物。尽管89年的民主运动他没有直接去参加，但是参与者是把他当成了精神领袖，那么后来在89年民主运动被镇压以后，方先生又流亡海外。实际上，邓小平在80年代后期开始镇压民主运动，说两手都要硬的时候，方先生就作为第一批的殉道者被开除了党籍，后来又在公职上被拿掉。解除了他在科大副校长的职务，离开科大，后来把他弄回北京。这些呢就成了第一批殉道者。那么在89年的时候，他又被迫流亡海外，在海外继续从事人权方面的工作。

之前有人问我说方先生到了海外是不是调子很低，有的人对这个事情好象有不同的说法。我跟他说，其实我们在海外的人，我们都经历过，如果你调子很高的话，作为一个具有传统美德的知识分子来说，他很难接受。因为在海外，人们会说，你既然被看作成是一场运动的代表人物，你有很多的镁光灯的机会，很多的荣誉和很多的机会。如果你要是想拒绝这些东西，你就必须要保持一个比较低的调子。我觉得方先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责任。他在底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像美国的科学家，美国的物理学界等等能够去关注中国的人权，还设置了专门的委员会，是方先生直接推动的。而且他在前面还担任了两届主席。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觉得现在，特别是在08年奥运会以后，共产党这种报以维稳以及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在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重新呼唤中国要实行体制改革，并且要求追还被64屠杀所扼杀的正义的时候，方先生辞世，看不到最后的日子我觉得非常的遗憾。所以今天早晨，我听到这样的消息后觉得很震惊。后来又感到一种食心之痛。我自己是觉得，很多事情快要有结果的时候，在自己的国土上要有结果的时候，但是方先生却不能看到这一天。而且不仅是方先生，当时在1987年的时候，邓小平亲自指示对3个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进行处理，像方励之、刘宾雁还有王若望三位老先生都是最后客死他乡，没有看到这一天，我觉得非常遗憾。

德国之声：正如您所说，方励之是这三个人中最后一个辞世的人，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力量来说，他的辞世意味着什么呢？

王军涛:我个人觉得，方先生在这个时候离世，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食心之痛，但是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看方先生辞世后，引起了各方的很大震动。会引起人们重新去关注六四，并重新给予评价。一方面，其实现在共产党正在执政，但即将下课的这帮核心人物都是跟方先生是同时代的人，或者比方先生略微大一些，这批人多多少少知道方先生的学术成就。他们知道，方先生作为一个代表，在很多方面做出了牺牲。所以，这会引起他们的深思，如果温家宝最近所说的话是真的话，那么温家宝至少应该想一想为什么要让方先生这样的人最后客死他乡。

另外，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比如说85后，我自己最近一两年和他们接触比较多一点，他们现在越来越关心国家的命运。很多人从自己的境遇出发，越来越希望寻求社会的正义。在这方面，方先生也会给他们一些启示，特别是方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应该是他们很佩服的。

德国之声：由您参与，向中国政府致公开信，要求政府允许64民运人士"回国看看"的行动就发生在方先生逝世一天前，这是否是您们在时机上的一种考虑？

王军涛:没有，这个事情我们其实经常在做。其实我觉得今年很多事情都不一样就在这里。其实我们年年做，过去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引起的媒体等等方面的反响都不是很大，但今年的反响一下在很大，实际上我觉得是和中国的政治又到了一个变革关头有关系。包括媒体的关注，以及整个社会人心的关注。甚至包括和核心领导人，高层领导人考虑问题的日程表是有关系的。因为其实我们年年都提出这个问题来，但是今年一下子就能引起这么大的震动，我想是跟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海外媒体上看到的，西方媒体先报出来的，温家宝总理在几次谈话中谈到六四问题。那么最近又更明确提出，六四的多数学生是爱国的，应该让他们回来的说法，跟这个可能是有关系的。

那么还有就是国内的，我知道就是在最近的一两年内，85后的学生，他们对六四的兴趣急剧增加。大都是在这一两年内，在海外留学的人，突然就知道了维权，并比较开始系统的了解这方面的事情也就是在这一两年的时间里。所以，从各方面来看，中国可能会在政治上有一场大的变革。机会要到来，到来以后，六四会是导火索和推动力之一。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信，还有方先生辞世的消息会有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方先生的辞世会使得我们的这个国家考虑许多问题。虽然刘宾雁先生还有王若望先生在走的时候也有比较大的影响，但是主要是在异议人士的圈子中间。在媒体上是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指标有报道，但是当时大家都没有感觉在现实政治上会有一种冲击，但我觉得现在可以看到，方先生的辞世有一种现实冲击的作用。

采访记者：任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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