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政治學者談方勵之

德國之聲:您能不能介紹一下,在您個人的眼中, 方勵之先生是怎樣的一個人?

王軍濤:我覺得,方先生很像80年代典型的關注國家命運的知識分子。而且我覺得方先生的一生和中國整個民主運動的浮沉是一體的。像在早期的時候，他當時為了推動中國的民主進程，曾經參加過各種各樣的社會活動和政治活動。後來1957年的時候因為要求民主和自由被打成了右派，那時候還是他在北大讀書期間。後來就一直受迫害，那麼到了57年，帽子被摘掉之後，他跟當時的很多右派不一樣，很多右派出於對黨的感激，就開始和共產黨合作，就支持了鄧小平的片面改革的路線。

那時候方先生跟我們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長起來的一批人的想法一樣，就是說中國過去的悲劇證明，中國需要民主和自由。所以在80年代就開始倡議民主和自由。方先生因為當時是科大的副校長，作為天體物理學家在中國是首席的科學家，他在學生中當然有很大的影響，因為他的業務好。所以，在當時的80年代後期，方先生就成了中國學生追求民主自由的一面旗幟，成了他們的精神領袖。實際上1989年的民主運動在方先生身上有兩個很大的影響，第一：最早發起民主運動並參與其中的學生領袖都是直接的或者間接的受到了方先生的鼓舞和影響，受到了他的啟蒙。像科技大學的學潮，最早從87年開始，一直影響比較大。還有像北大以及後來方先生被開除黨籍，離開科大到了北京之後，對北京的學生運動的影響也很大。當時北大的民主沙龍，當時的劉剛和王丹都是受到了方先生演講的鼓舞和影響。

那麼後來方先生在89年元月的時候就寫信要求特赦魏京生先生，也曾經是89年民主運動的一個導火索之一。在這之後，就持續出現了兩撥，三撥這種中國知識分子聯名上書要求特赦政治犯。那麼後來還有一個事件就是胡耀邦同志逝世，這個可以看作是中國當時民主運動直接的一個導火索。這些使得方先生在80年代，中國民主運動走向一個高峰的時候成為了當時這場運動中的一個象徵人物。儘管89年的民主運動他沒有直接去參加，但是參與者是把他當成了精神領袖，那麼後來在89年民主運動被鎮壓以後，方先生又流亡海外。實際上，鄧小平在80年代後期開始鎮壓民主運動，說兩手都要硬的時候，方先生就作為第一批的殉道者被開除了黨籍，後來又在公職上被拿掉。解除了他在科大副校長的職務，離開科大，後來把他弄回北京。這些呢就成了第一批殉道者。那麼在89年的時候，他又被迫流亡海外，在海外繼續從事人權方面的工作。

之前有人問我說方先生到了海外是不是調子很低，有的人對這個事情好像有不同的說法。我跟他說，其實我們在海外的人，我們都經歷過，如果你調子很高的話，作為一個具有傳統美德的知識分子來說，他很難接受。因為在海外，人們會說，你既然被看作成是一場運動的代表人物，你有很多的鎂光燈的機會，很多的榮譽和很多的機會。如果你要是想拒絕這些東西，你就必須要保持一個比較低的調子。我覺得方先生從來沒有放棄過他的責任。他在底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像美國的科學家，美國的物理學界等等能夠去關注中國的人權，還設置了專門的委員會，是方先生直接推動的。而且他在前面還擔任了兩屆主席。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覺得現在，特別是在08年奧運會以後，共產黨這種報以維穩以及權貴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面臨著越來越大的挑戰。在越來越多的國人開始重新呼喚中國要實行體制改革，並且要求追還被64屠殺所扼殺的正義的時候，方先生辭世，看不到最後的日子我覺得非常的遺憾。所以今天早晨，我聽到這樣的消息後覺得很震驚。後來又感到一種食心之痛。我自己是覺得，很多事情快要有結果的時候，在自己的國土上要有結果的時候，但是方先生卻不能看到這一天。而且不僅是方先生，當時在1987年的時候，鄧小平親自指示對3個知識分子代表人物進行處理，像方勵之、劉賓雁還有王若望三位老先生都是最後客死他鄉，沒有看到這一天，我覺得非常遺憾。

德國之聲：正如您所說，方勵之是這三個人中最後一個辭世的人，對於中國的民主運動力量來說，他的辭世意味著什麼呢？

王軍濤:我個人覺得，方先生在這個時候離世，對於我來說是一個食心之痛，但是我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你看方先生辭世後，引起了各方的很大震動。會引起人們重新去關注六四，並重新給予評價。一方面，其實現在共產黨正在執政，但即將下課的這幫核心人物都是跟方先生是同時代的人，或者比方先生略微大一些，這批人多多少少知道方先生的學術成就。他們知道，方先生作為一個代表，在很多方面做出了犧牲。所以，這會引起他們的深思，如果溫家寶最近所說的話是真的話，那麼溫家寶至少應該想一想為什麼要讓方先生這樣的人最後客死他鄉。

另外，對於年輕一代來說，比如說85後，我自己最近一兩年和他們接觸比較多一點，他們現在越來越關心國家的命運。很多人從自己的境遇出發，越來越希望尋求社會的正義。在這方面，方先生也會給他們一些啟示，特別是方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應該是他們很佩服的。

德國之聲：由您參與，向中國政府致公開信，要求政府允許64民運人士"回國看看"的行動就發生在方先生逝世一天前，這是否是您們在時機上的一種考慮？

王軍濤:沒有，這個事情我們其實經常在做。其實我覺得今年很多事情都不一樣就在這裡。其實我們年年做，過去我們做這個事情的時候引起的媒體等等方面的反響都不是很大，但今年的反響一下在很大，實際上我覺得是和中國的政治又到了一個變革關頭有關係。包括媒體的關注，以及整個社會人心的關注。甚至包括和核心領導人，高層領導人考慮問題的日程表是有關係的。因為其實我們年年都提出這個問題來，但是今年一下子就能引起這麼大的震動，我想是跟前一段時間，我們在海外媒體上看到的，西方媒體先報出來的，溫家寶總理在幾次談話中談到六四問題。那麼最近又更明確提出，六四的多數學生是愛國的，應該讓他們回來的說法，跟這個可能是有關係的。

那麼還有就是國內的，我知道就是在最近的一兩年內，85後的學生，他們對六四的興趣急劇增加。大都是在這一兩年內，在海外留學的人，突然就知道了維權，並比較開始系統的瞭解這方面的事情也就是在這一兩年的時間裡。所以，從各方面來看，中國可能會在政治上有一場大的變革。機會要到來，到來以後，六四會是導火索和推動力之一。那麼在這個時候，我們的信，還有方先生辭世的消息會有比較大的影響。特別是方先生的辭世會使得我們的這個國家考慮許多問題。雖然劉賓雁先生還有王若望先生在走的時候也有比較大的影響，但是主要是在異議人士的圈子中間。在媒體上是作為一個歷史性的指標有報導，但是當時大家都沒有感覺在現實政治上會有一種衝擊，但我覺得現在可以看到，方先生的辭世有一種現實衝擊的作用。

採訪記者：任琛

責編：文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