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记者上海笔记：难缠的电话线

我一直都在想，还从来没有在哪个国家，可以生活得这么舒服，真太美了！不论大事小事，只要是能想到的，都可以抄起电话，听差召之即来，把事情办得尽善尽美。在上海，把要在超市购买的东西对着电话说一遍都行了，一名送货的伙计会将装得满满的购物袋直接送进你的住宅。电话几乎万能，订来鲜榨橘汁或足按摩什么的，都不在话下。

绝对没有问题

到了中国，我才领会了“服务社会”的真实含义，比如电信方面。5年前，我在上海第一次签租房合同时，我向出租者提出装两条电话线的要求。陈先生告诉我，“绝对没问题”。这样的话，后来我常常听到。我原想，等待我的是一大摞申请表格，排不完的长队，我得跑断双腿从一个衙门跑到另一个衙门。不过，完全想错了。

第二天一早8点， 4名面带微笑的工人扣响我的门铃，进门前，不用招呼，一律都先脱鞋。仅这一下，我便由衷生起了对中国电信的热爱。不过，急顾客所急在计划经济的国度里，还是一个崭新的思维，这一点，要到后来才慢慢领教。

两年前，我搬进了新的办公室。电信工人来了，来的很准时，他对我说：“要在这扇墙上打洞”， 我说“可以”。但我们俩谁都没有电钻。他对我说，“街上的民工有时会有电钻”，说完就走了，说待会儿还回来。我跑遍上海半个老城，终于找到了电钻。当我带着电钻回到崭新的办公室时，电信工人说，“钻头太短了，不行。”我这人动手能力很差，也没经验，无可奈何之下，决定我们从两边动手钻洞，希望能在中间会合。

一连数月，我们打电话没问题，我们都很满意。一天，突然有人按响我们办公室的门铃。来人是电信的，进来就说，“据我们发现，你们这里装有多根电话线，你们是一家公司。”“不，不，我们只是记者，我们分用这间办公室”。来人又说，“这儿有办公桌，你们分明是家公司。”他瞧着我们，说要我们补交4万块人民币，“否则，我们就掐断电话线”。

两天后，这人又打来电话，说，也许他可以免去我们的4万罚金，但我们必须接受中国电信的一项上网和收看网上电视的合同。这是对我们的处罚，可是为什么罚我们？我们的办公室里根本没有电视，但，没有办法，当时的情况下，接受新合同算是较为划算的妥协方案了。

摆脱不了的电线

现在，我缩小了办公室，也多出了电话线，但同中国电信的合同却退不掉，它一如既往地牵制着我。我一次次去有关部门说明要解除合同，我排了一个又一个长队，填了一份又一份申请单。多次有关会谈，最后在一片激动的争吵声中结束。我们被告知，至少要等两年时间，才能撤掉多余的电话线，至于我们用不用这根线路，根本不关电信的事。

我开始做恶梦，梦见自己身穿囚服，被关在一处地窖里，捆绑我的是那根摆脱不了的电话线。另一间囚室里的犯人正拿着电钻，我们商量怎样逃离这一牢狱，不幸的是，电钻钻头太短。

没有哪位中国电信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解释，为什么不能将多余的电话线解约。应该说，全中国的情形基本如此。计划经济体系还在运转，什么“替顾客着想”或者崇尚服务的心态常常只浮于表面。我曾听说，过去，人们在民主德国需要花10年时间才能等来一根电话线，在中国，要取消这根线，也要等上长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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