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于柏林世界文化之家举行记者会

四川多杰士，廖亦武是四川诗人、作家群体中的一位。他在人群中是耀目的，不仅因为他的标志性"光头"形象，还因为那些沉积在他骨子里的人和事，化成了沦桑而不失锐利的气质。发布会上，他眼神坚定，语气平静。

我要再回到故乡，那里有我写作的土壤

记者提问："你现在成功出国了，然后是否还选择回国？"

廖亦武回答："我到一个自由的世界争取了很多年，在人的一生当中，十几年已经不算很短的时间。我一步步坚持到现在，如果这次中国当局还不让我出来的话，我还会再进行申请第十六次、第十七次……，我是一个作家，而且是固执的作家，我终于来到了德国国，就象做梦一样，我也希望能够自由的回去、顺利地回到中国，既然我争取出国进行了十几年，公众通过这个事件了解到我这个人，我也希望以同样的方式回到地方，回到故乡，因为那个地方，有我写作的土壤。我是一个内心自由的人，我的内心如果没有自由的话，在那样的国家是无法写出那样的作品，我不在乎别人现在的猜测和看法。"

想吹萧吹，想吟诗吟

廖亦武系狱之间，结识一位老和尚司马并师从他学会吹箫，出狱后，他一度以在成都辗转娱乐场所以吹箫为生。

记者问道："此次来德国，于文学交流活动这外，听说你会想走向街头，去做一些行为艺术品，包括吹箫和去向人们推介你的唱片等。"

　廖亦武说："我过去在中国有吹萧卖艺的经历，这种经历是为了生活，不是一种行为艺术，这次我来德国，柏林文学节的主席先生和一些出版社安排了文学交流活动，在很多地方有作品朗读活动。在柏林这个地方，和中国有一个点上的契合，那就是一九八九年，中国'六四事件'发生那一年，柏林墙也倒塌了。在中国和德国都有一些艺术家和街头艺人，他们会和我也有一些相同的经历，我这次想观察他们的生活，同行的翻译已经告诉我，柏林在这方面有很多值得交流的地方。我的状态还没有完全调整好，我想在调整过来之后，我想我会走到街头，去了解这里的人，尽管我不懂外语，但通过眼神、表情去和他们交流、去了解他们，凭着一个作家的直觉。"

一九八九年是个转折点

四川诗人流沙河曾评价廖亦武：年轻时，把潜意识里的碎片打捞出来，拼凑成长长短短的句子，后来哀民生之多艰，开始底层写作，关注底层人物的命运，这其中的转折点在哪里？

"一九八九年，对我个人是个转折点，在历史和文学上面都是一个分界线。当然我所说的这个分界是以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起点，历史巧合，柏林墙倒塌也是在一九八九年，因为我生活在另外一个生活环境里面，我在这一年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一九八九年之前，我几乎不了解我书中所写的人物的生活，这之后，这些人的生活变成了我自己的生活，我从八九之后坐牢再到卖艺生存，都是和我书中人物们在一起，我和他们的处境也差不多，所以我是在中国作家中写中国底层故事最多的。"

作家是不需要自我审查的

有记者问起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近些年开放之后，思想是不是也会相对开放起来，言论自由状况是不是会有所改善。廖亦武回答说："目前中国社会是没有标签的，不叫资本主义，说社会主义也比较勉强，我不是政治家，是一个作家，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准确的定义，我所感受的是比较混乱，人人都没有安全感，一方面是官方，另外一方面是民间的很多东西很活跃，言论自由的问题首先是自己个人的自由，现在也有推特，和互联网，在网上很多人也发表很自由的言论，作家是不需要自我审查，如果没有自我审查的话，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包括中国广大的老百姓，非常胆小怕事，但中国的老百姓在喝了酒之后，在他的酒桌上还是敢于言论自由的，相对于毛泽东时代，我们在酒桌上的自由还是有的。"

我与中国当局是审美差异

不出意料，有记者问廖亦武，在这之前，十几次申请出国被拒，这次被放行，中国当局有没有对他设限、规定话题和底线、和规定什么时候回国？

廖亦武平静地回答说："首先我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我和他们没有政见的差别，只有审美差别；我觉得美的他们觉得丑，我觉得丑的，他们反而觉得很美，比如大集体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根本的审美方面的差别，在限制方面；

至于中国当局的限制，在我这儿是没有的，要么我也不会争取了这十几年，这次成功不是偶然的，应该是十几年的积累，如果我懂得你们所说的这些底线和控制的尺度，我在以前就不会一次次的碰壁，我是一个很愚蠢的人，我选择坚我自己的底线和一次次尝试。"

中国大量作家屈从于意识形态和市场

香港《开放》杂志社金钟先生曾称廖亦武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作家"、老右派诗人流沙河评价他时说：廖亦武是中国文学的一线生机。

发布会上，有记者就他的底层写作问题旧话重提，问他是不是还在继续进行底层写作，和如何规避中国政府设定的敏感红线？

廖亦武回答："其实你说的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老的问题，我已经在写这个体裁和底层故事300多个，现在还在持续不停的写这个题材，别人或许会觉得我书中的这些人物很敏感，在我这里，他们没什么敏感或不敏感，只是有在中国国内是否能发表的问题；但作家不能自我审查。我遗憾的是目前在国内有大量的作家在进行自我审查，因为他们要在市场上出版，他们要篡改原来写成的文章很多，屈从于意识形态和市场，他们要做出选择，中国大部分作家是在自我审查中产生的。"

"我先后在大陆出过三本书，每一部都禁掉，正规的渠道禁掉的同时，但是盗版非常流行，很多读者从盗版渠道读到我的书，虽然不能为我带来经济利益，我也很高兴。我的书在香港、台湾和海外的华人世界中传播，包括当时在台湾出了繁体中文版，台湾与大陆相比，文化传承没有断裂，还有象侯孝贤《悲情城市》和赖声川话剧的生存空间。"

德国对我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个禁书作家如何在中国生存也成了记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有记者问到他在中国如何生存？他这次来德国之前的经历和他对德国的感受等？

他说："我的书大约在十多年前被禁掉之后，我的生活靠在海外中文网站经营我的中文作品连载，还一些中文出版的版税； 自从美国把我的书翻译了成英文之后，我的经济情况明显比以前好了很多。至少我的经历，应该是中国的互联网上和民间社会知道的人比较多，在法兰克福书展被阻止之前，我也经历了很多次不能出国访问，都是在中国互联网上流传很广，在这之前我还聘请律师打护照的官司，但这一切都没有结果，从法兰克福到科隆文学节，特别是这次柏林文学节，德国的机构一直在不断努力，还通过独立中文笔会的廖天琪，不断把美好的信息传递给我。对于我的个人生活来说，德国对我的意义：一个是一九八九年，这一年，也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德国柏林墙的倒塌，也是一个分界线，对处在专制的中国有重大的意义；第二个是出国的过程，让我有机会认识到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德国。"

底层故事不能淹没在经济腾飞的表象中

廖亦武承认自己是中国作家中写底层生活最多的人，不在中国生活的人很难理解，去写底层生活为什么会有风险？当记者问他：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那么害怕他采访底层故事？

廖亦武再次强调："我和政权的区别是审美的区别，中国在以前底层人构成了社会主体。可现在我写底层故事，是因为底层的故事没人听，构成社会主体的不是他们，现在和以前不同，现在社会关注的是经济腾飞，经济在飞速发展，遍地是高楼大厦，这些高楼大厦真的那么稳固吗？我坐飞机到柏林竟然没有发现高楼大厦，都在六层以下。柏林给我的感觉，好象二三十年前的成都，成都是我故乡的城市，二三十年前没有高楼大厦，是一个老城市的模样，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我刚到柏林就看见了我的故乡二三十年前的影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济的确是腾飞了，也在思考是不是柏林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吗？我在想照这样发展下去，再过一些年，我的故乡成都，可能很多有健康要求的人不能再待下去了。我要挖掘这些有可能逝去和掩埋在高楼大厦中的人和事，不能让他们淹没在表象里。"

中国政府给予廖亦武来去自由是展示自信的表现

柏林国际文学季(Berlin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Festival,ILB)主办人施赖伯(Ulrich Schreiber)15日在发布会的最后说："我很高兴廖亦武能顺利来到德国参加柏林文化节，但我对中国的决策的过程不甚了解，当然中国政府也不会告诉我，我们没有受到任何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柏林文学节历来都是邀请各种思想的人，来体现文学节的多样性，我们这次希望廖亦武不但能顺利出来，也能顺利回去，这是中国政府展示自信的一个开端。”

这位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中国作家，铺展在他眼前的是，外界对他身处中国专制环境的生存状况的好奇与不解，他是讲述者也是见证者，他在讲述别人的故事时，也把自己变成了中国故事中的一个主人公。他对国门之外的世界，对那些对人性有相近感受的作家、艺术家有着强烈交流的渴望 ，他是廖亦武，他是一位作家，带着中国最真实的故事，德国之声将继续关注和报道廖亦武在德国的交流活动。

作者：吴雨

责编：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