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共同富裕是对中共的艰巨挑战
2021年8月30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共在最新一次财经委会议上提出了"共同富裕"问题，号召第二个百年在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此议题一出，立马受到广泛关注，并得到企业界响应。据悉已有多家企业捐款共50多亿美元给当局。看这架势，共同富裕有望成为中国今后发展的主要目标。
共同富裕当然值得称颂，但如何实现是难题。民间疑虑中共最后恐怕要靠"杀富济贫"来实现，尽管官方明确否认这点，但还是难以打消一些人的担忧。鉴于中共打天下时用的是"打土豪分田地"办法，赢得农民支持，对于这个拿手好戏，中共搞共同富裕难保不会捡起，有自由派学者就宣称，社会不要高兴得太早，中共这是要大规模消灭财富摧残企业家，通过变相剥夺企业家和富人的财富，来实现所谓的"共同富裕"。
水浒的故事在中国民间流传甚广，现如今，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极其严峻，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普罗大众不会借着共同富裕施压中共"杀富济贫"，网络上已经表现出了这点，所以，自由派有这种看法和疑虑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客观来看，习近平虽然会让企业家为共富"出血"，但不会对资本伤筋动骨、赶尽杀绝，除非在某些非常时期，比如政府财政全面枯竭，中共会对企业家和富人开刀，搞某种程度的财产"公有化"，但现在如果这么做，则无异于自杀。因为全国的财政虽然开始寅吃卯粮，但未到枯竭之时。另外，中共教义虽倡导"共产"，可中共官员亲近的是资本，改革几十年早已让中共认识到资本的可爱，很多中共的干部家族本身就是富豪。
当局目前虽不大可能拿企业家全面开刀，然为何此时提"共同富裕"？有看法认为，这是习近平为明年二十大布的局。这个看法有些道理但不完全。以习现在的说一不二，不提共同富裕连任丝毫没问题，但二十大也很可能会高举共同富裕旗号。
社会富裕与执政合法性
习在财经委提共同富裕，更重要的考量，应该还是要巩固和强化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以及向世人证明，既然中共可以做到让中国整体脱贫，也可以做到让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没有什么人间奇迹，不是中共不可以创造的。
今年3月，习近平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尽管中共的全面小康放在整个世界是低水平的，但整体脱贫，解决绝对意义上的贫困，在人类脱贫史上还是很有意义。它至少说明，只要人们愿意去解决贫困问题，总有办法可以做到这点。故对中共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赋予了其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可要使执政合法性得到巩固和强化，就必须在该基础上"再出发"，进一步提高和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这就是习在小康社会之后提出共富并把它作为中共第二个百年需要完成的一个目标任务的缘由。当局并不隐瞒这一点，在上述财经委会议上，明白表示"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
尽管习为全民画了一个共富大饼，但它不是习的发明，他不过是继承了邓小平的设想。邓发动改革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并把这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共富是自邓开始的中共的一个长远目标。历经江、胡两代40年的发展后，到习时代，他认为现在有条件要向共同富裕出发了。
先富政策撬动了计划时代的平均主义，激发人们勤劳致富，给中国带来了活力和财富，为共同富裕打下了根基，没有先富，就不能共富。但该政策在实施中也严重变形，一个最大后果就是先富起来的那帮人绝大多数都和权力有瓜葛，是原体制的受益者或本身就是权力阶层的一员，虽然随着经济发展蛋糕做大普罗大众生活水平也得已提高，可和先富一群比，相对差距越来越大，整个社会的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当年邓小平就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级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如果在习的新时代，不能缩小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贫富差距，不仅基础本就不太牢靠的全面小康会松动，很多靠政府二次分配才勉强脱贫的人会重新陷入贫困，就是那些刚刚进入中产阶层的人，也有可能因为经济形势的困难而滑入贫困阶层。
用"共富"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
习近平无疑不愿看到在他接下来10多年的统治下两极分化继续厚固，这很可能会直接冲击他本人的权威，因此，必须把共富这个中共的"理想"接过来。也许，脱贫问题的解决给了习很大信心，既然这个人类千年的难题都能被他解决，共同富裕为什么就不能在他手上实现？从这个角度看，习提共同富裕不只是要巩固和强化中共的执政根基，还要显示，中共的社会主义能够保证中国实现共富，而美欧的资本主义无法做到这点。因此，共同富裕的背后，其实暗含着社、资两种制度的竞争。
不过，正如本文开头指出的，问题在于如何去实现共富。除非共同富裕的标准和全面小康一样，是低水平的，否则，实现起来决非易事。但如果是低水平的，就谈不上共富。这是当局的难题。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人均GDP还只是发达国家的1/4-1/6，假如未来十几年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的一半，中国的经济就仍需保持较高增速，然而，由于中国经济自身的体量已经很大，再加上美中对抗，经济增速会低于现在的水平，极端情况下也许会陷入自我封闭，所以，未来中国经济大概率会相当困难。
做大蛋糕才能分配好蛋糕，只有经济持续保持较高增长，才有更多的财富可供分配，若不在如何做大蛋糕上使劲，而专注于分蛋糕，最后必定会竭泽而渔。这个浅显的道理当局也明白。换言之，实现共同富裕的最根本途径在一次分配，通过做大蛋糕，普遍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而无论是政府基于公平原则的二次分配，还是社会基于道德原则的三次分配，都只是对基于效率原则的一次分配的补充。也许后两者在某个特殊时候会起到重要作用，但从一个长时期看，一次分配才是共富的主角。所以财经委也提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然而，中国的难点在于，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在过去十几年的快速增长后，可能正迎来瓶颈期。由于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相对资本，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在过去十多年有一个井喷式的增长，但现在这种增长趋于饱和，未来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即使有增加，也是一个缓慢过程。再从二次分配看，过去5年，由于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硬性政治任务，中国政府将过量的财力投入到精准扶贫，已经提前透支了财力，这也影响今后政府二次分配的能力。
习近平学习薄熙来？
就此来看，当局似乎只有三次分配这条路还可走。而且越在这个时候，政治人物为达某个政治目的，越会故意扭曲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关系，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分蛋糕上。譬如当年薄熙来在重庆为博得民意，也提倡共同富裕，他的方法就是"打黑"，把矛头对准民营企业家，剥夺他们的财产，用以改善民生，收买民心（其实"打黑"的钱只是少量用于民生）。习近平现在会不会也像薄熙来那样，用某种强制或暗示的手法，让民营企业和富人以慈善或捐赠的名义，将他们的财富或财富的一部分拿出来献给政府？从一些企业积极响应当局的行动中，似乎看到了这个苗头。
因为对习而言，如果得罪富人能够赢得广大穷人的支持，在政治上就是合算的。尽管中共领导干部实际上是与富人打成一片的，但中共名义上是以工农为阶级基础的党，它的主要依靠力量是他们，而非富人，故在政治上，党不能不做出依靠工农的姿态。何况，在中国特殊的政经结构和一党体制下，无须政府号令，企业和富人就会嗅到政治信号，从而不敢不配合和响应当局。
不过，抛开习是否强迫资本为共富买单不论，若要成为良心资本和企业家，此时确有必要回馈社会。先不说中国的多数富豪，在资本壮大过程中多少有些不干净，和美欧的富人比，中国富人群体的整体道德水平也不高，而最有钱的富人人数，据说已经超过了美国。此外，也是最主要的，中国调节财富分配的机制缺失。中国没有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具有的财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税种，单单一个房地产税，说了多少年，到现在还出不来。这固然和中国市场经济实行的时间不长以及不完善有关，然而，上述税种的缺失，也加大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化。在这个意义上，一些企业和富人为共同富裕捐款，实际可以看作他们在补缴财产税。
在共富问题上，眼下舆论聚焦于习近平对资本的宣战，但这一议题应该还只处于倡议阶段，连规划都谈不上。若要实实在在推进下去，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分配结构均要发生较大改变，有些方面可能要重置，而目前尚看不到这种变化。不过，有一点似可肯定，这决非习的突发奇想，很可能它是中共又一个贯穿第二个百年的重大工程。但过程一长难免就会出现各种意外，特别是考虑中美的对抗和内外环境。所以，中共的共同富裕必然会面临巨大挑战，它能否走得通，不取决于习的意愿和资本是否配合，而是地缘环境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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