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人祸－人类灾难观的历史变迁

2001年9月11日美国的悲剧发生后，一句话走遍了世界：“在这个事件后一切都不再象从前那样了。”1871年芝加哥大火灾的编年史家库克（Frederick Francis Cook）对被大火几乎摧毁了的芝加哥是这样说的：大火分隔开了这个城市的现在和过去。从圣经时代以来，大灾难从来就被视为历史的关键事件。而且，人们总尝试着去寻找隐藏在那后面的意义。

中世纪时，灾难往往被解释成上帝的惩罚。然而，这种说法也早已动摇。研究1348年奥地利大地震的史学家罗尔（Christian Rohr）否认灾难在中世纪自动被视为上帝的惩罚一说。原因是，灾难涉及大家，包括好人。

启蒙时期发生的葡萄牙里斯本1755年大地震也许是第一个观念上的分水岭。伏尔泰在他以诗歌形式写的对地震的抗议中就对地震是上帝的行动一说提出了质疑。杜纳斯（Russel Dynes）把这场地震称为“第一场现代灾难”。原因是，自然科学的思维方法在对灾难的评价中严重地冲击了传统的宗教权威。

进入20世纪后，人们才真正开始对灾难取研究的态度。直到20世纪40年代，灾难发生后，人们多报导灾难，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场灾难有多严重。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泰坦尼克的沉没。在那个事件后出现了无数的讲话，演说，祷词，诗歌，文章。

在20世纪，伏尔泰们的人本观念得到了充分的强调。20世纪30年代，卡尔（Lowell Juilliard Carr）指出，灾难的定性是通过人而不是由自然作出的，“并非每一场风暴，每一场地震或每一场海啸都是灾难”，如果没有伴随着人的大规模受伤和死亡，“那就不存在灾难”。

近几十年来，一种灾难观日占上风：灾难的制造者是人。每发生一场灾难，便会自动出现对有关政府、资本家、疏忽大意的工作人员的谴责。比如，在发生海啸和大洪灾时，人们便会指责那些只图利不顾人的生命的房地产商，他们只管把大量的房子建在那种危险地区。这次海啸，印度的地震学家们不也遭到了类似的指责吗？

二次大战后的灾难研究倾向于否定那所谓“灾难神秘学”所包含的种种。比如，一种古老的观念认为，灾难的发生必然伴随人们的大恐慌。社会学家夸然特利（Henry Quarantelli）在50年代就指出，“恐慌的经常性被夸张了”。他以1943年7月盟军对汉堡的大轰炸为例，那次轰炸中死亡人数达3万至4.5万人。但并没有出现恐慌。不久后，这个城市又在重建的热情中站了起来。5年后就恢复了炸前生产能力的80％。

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日益看到，社会在灾难后拥有惊人的能力，无论伦敦大火灾还是日本长崎原子弹轰炸都表明，在那灾难之后，人们还是能够很快地重建，继续求生与恢复家园，受灾的和未受灾的人们越来越团结。今天，在印度洋大海啸中我们同样看到，全人类是那样的富有同情心，那样的团结。

当然，世界上的大灾难往往也有很多难以解释的东西，始终给“上帝的惩罚”一说留下空间。比如2003年12月26日发生伊朗大地震，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大海啸，连续两年发生在同一天。这里边有什么关联吗？再如中国的1976年，连续发生自然界和政治界的大事：从周恩来去世，天安门事件，到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完蛋，那么多自然与政治上的事情居然集中发生在一年内。是否也有关联呢？

这就要看从哪个角度，从哪种信仰去看问题了。比利时根特大学社会学教授福莱迪（Frank Furedi）认为，人类在灾难学方面还是研究得太少，几乎可以说这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

无论如何，灾难是坏事。在灾难发生之际，人们需要的是总结经验教训，是救生与重建中的团结。研究往这方面花更大的力气是需要的，也是必然的。神秘学无助于事，即使有许多事情很难解释。

（福莱迪 / 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