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煤PM2.5排放导致67万人超额死亡

德国之声中文网：《2012煤炭真实成本》显示，按目前中国煤炭生产、运输和使用的技术及末端治理情况估计，吨煤产生的环境和健康影响为260元，能否介绍一下在计算的时候是怎样将煤炭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量化成货币成本的？

滕飞：我们主要是分两步，第一步是把煤炭消费产生的空气污染通过模型装换成人民生命的超额死亡。然后再把超额死亡按照支付意愿把生命的损失转换成货币。说白了就是消费者为了自己的一条人命愿意付多少钱。

针对报告中计算出的260元的成本，中国目前煤炭定价机制中的环境税费仅为30元-50元/吨煤。政策层为何能够容忍这两个成本之间有如此大的差距？

滕飞：这个差距首先体现在消费者这一边，也就是消费侧。消费侧目前每吨煤的税费水平大约在5块钱。而我们估计，对于消费侧健康的损失每吨煤能达到166块钱。目前政府正在调整在消费侧的污染物税费。正在考虑新的环境税的制度。其中会把这一部分低估的健康成本在新的环境税的框架里面予以考虑。

提高环境税能否解决问题？需要考虑到哪些方面？

滕飞：通过价格是一种手段。通过把外部成本内部化是矫正这种市场失效的主要政策工具。当然还需要结合其它的一些政策手段，比如说标准、管制等手段综合起来才能发挥效应。

报告指出，2012年中国因煤PM2.5排放导致超额死亡人数总合约为67万。能具体介绍一下是怎样得出这样的结果的吗？

滕飞：这主要是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团队，利用现有的统计数据，根据现在统计数据的情况把因为PM2.5的死亡人数从总死亡人数中剥离出来。然后再考虑燃煤对PM2.5的贡献，进一步把因煤PM2.5导致的死亡人数进行了计算。其中考虑了四种健康结局，就是因为PM2.5引起的中风、心血管、肺癌等疾病。加总起来之后，是67万。当然这67万人是统计学上的一个概念，是结合风险因素后计算出来的一个结果。不是说这67万人就是因为PM2.5污染而死亡的。因为死亡会有多种原因，是多因素叠加的结果。

那其它那些因素是什么呢？

滕飞：比如说你的饮食习惯，你基因的情况。种种因素叠加起来才会导致死亡。

据您了解，像《2012煤炭真实成本》这样的报告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得到政治决策层的重视？

滕飞：首先，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把煤炭的真实成本揭示出来。有利于决策者和公众对这一数字有所了解。因为之前这个数字并没有被明确的计算出来。大家在做政策制定的时候也没有相关的依据。我们想，我们这个报告主要的作用就是把这个数字摆在桌面上，为下一步的政策制定提供一个参考。这也是该报告最大的一个作用。有这个数和没有这个数还是不一样。

在中国，造成PM 2.5污染程度居高不下的罪魁祸首是什么？

滕飞：我们的研究里面也有考虑了PM2.5的主要来源。其中有50%-60%可以归因为燃煤的使用。也就是说，因煤的PM2.5的排放，包括一次和二次颗粒物占中国目前PM2.5的５０％至６０％。我们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造成目前PM2.5排放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也包括一些燃煤设施，其末端的除尘以及减排的治理措施没有完全到位。

您长期居住在北京,现在北京的各种污染到底会给居民的身体健康带来怎样的短期和长期上的危害？换句话说，生活在北京是不是折寿的一件事？

滕飞：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PM2.5除了致死之外，还有许多短期的急性的影响。比如说对呼吸系统的影响以及造成过敏反应。去年麻省理工大学和清华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给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生活在北方的中国人因为PM2.5的污染，会比南方的中国人寿命短５．５年。当然这个研究很有争议，但是由于污染导致人体健康寿命的损失，这个结论是毋庸置疑的。

APEC期间，北京政府又重启了许多2008年奥运会期间的紧急措施改善空气质量。事实是北京的空气质量这几天确实受到了大众的夸赞，甚至有人建议应该将APEC改成周会形式召开。另外也有许多民众建议应该长时间执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规定。您对此有何看法？北京的APEC蓝是否说明治理空气污染，其实是可以做到立竿见影的？

滕飞：治理空气污染可以做到立竿见影，但是这个社会成本也很高。因为空气质量不是一个城市的问题，而是一个区域的问题。北京空气质量的提高不仅仅取决于北京是单双号或减排多少，还要取决于周边的河北，也就是京津冀整个大区。PM2.5是长距离运输，在河北排放可以飘到北京。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要对整个区域进行统一的布局和管理，才能有效的提高例如北京以及相关城市的空气质量。单纯的一地治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空气质量。

采访对象滕飞：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气候变化国际政策与国内政策、气候变化综合评价模型及能源经济学等研究，是《2012煤炭真实成本》报告撰写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