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密法划“红线” 两岸学术交流风险增

（德国之声中文网）自认为是“天然独”的台湾学生张同学（化名）抱著“去看看”的心态，跟著俗称“统战团”的两岸交流团，在去年暑假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我自己立场上面当然是跟中共相左……如果我今天没有跟著这个团出去，我有没有机会再去？我自己可能就不敢。”

有了跟团的“庇护”，张同学得以在较无后顾之忧的情境下接触并认识中国，例如拜会行政机关首长，参访“985、211”顶尖学府，游览“大江大海”和山河风光，“而且团费满便宜的”。

这样的交流行程全由主办方主导，官方色彩浓厚，参与者少有机会与当地人深入对话，但对台湾年轻学子来说却也大开眼界。张同学说，参访期间他常注意“拿捏分寸”，“会观察，但是不会主动去poke（戳）”。

张同学造访中国之际，正值中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上路不久；几个月后，新版《保守国家秘密法》也在今年5月开始实施。张同学告诉DW，他当时搭乘中国国际航空的班机，机上就曾播放党政宣传片，5分多钟的影片强调“保密”重要性，“回过头来看，其实可以看出他们党政很早就在布局……现在这个保守国家秘密的事情”。

事实上，“保密”在中国过去数十年来的政策都不是新鲜事。不过，在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下，中国逐渐收紧对内、对外的资讯把控、强化“国家安全”观念与执法力道，掀起西方外资忧虑，也触发台湾政府对民众示警。

中国1988年即推出“保密法”，至今已二度修法。今年5月正式实施新法前夕，台湾陆委会建议台湾人民审慎思考去中国的必要性，并点出4大风险范圍，包含赴中国采訪、从事学术研究、搜集经商投资资讯，以及跟当地人谈话；这些行为涉及的资讯采集内容是否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是否属于“国家秘密”，都由中国政府说了算。

陆委会指出，近年频传台湾人前往中国遭到“罗织罪名”并剥夺自由的案例。如今中国制定、增修一系列涉及“国家安全”与“保密防谍”的法律，且这些国安工作都要“服从党的领导”，让法律解释空间具高度不确定性，也导致一般人触法风险大增。

台湾人“受牵连”风险蔓延

中国“保密法”列出了7类“国家秘密”领域，包含“国家事务重大决策”、“国防建设与武装力量活动”、“外交和外事活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科学技术”等领域的秘密事项；具体而言，这些范圍内的什么资讯构成“秘密”，另交由相关单位订定，法律内并未详述。

此外，附则内另纳入“工作秘密”，要求当政府机关或党政单位取得“不属于国家秘密但泄露后会造成一定不利影响的事项”，应“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法条内还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公民都有保密的义务”。这样的条文几乎規范了所有人和组织，不只对中国本地民众，对台湾人民甚至外国企业和媒体来说，也都带来更多疑虑和隐忧。

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曾遭中国以“煽动顛復国家政权罪”判刑并关押5年；对于中国新版“保密法”，他认为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法律如何制定，而是如何执行。“它无所不包，所以他（中国政府）可以随意地解释，到底什么是‘国家机密’。”

“就是让你不知道他的红线在哪里，你才会自我限缩……没有人敢保证谁是绝对安全的。”李明哲向DW表示，新的“保密法”是把过去几年早已在执行的工作“法律化”，变成中国政府的另一个“武器”，一方面塑造“外部敌人”，一方面分化内部的民众，鼓励互相举报。

从近年的案例看来，中国政府对台湾人的“保密防谍”正一步步扩大。李明哲指出，他自己被指控的行为是使用中国软件批评中国政府，但其他被抓的台湾人未必都积极涉入政治，例如台商李孟居；甚至有些“帮中国讲话”、立场较亲中的台湾人，也被当作“间谍”，例如学者蔡金树、施正屏等人。

台湾的清华大学社会学者陶逸骏也有类似观察。他分析道，中国反间谍与保密工作对台湾的影响，可以说是中国内部权力控制、组织清洗重组的一种“延伸”：台湾学者或台商跟中国往来时，若跟中国的权力机构人士有互动、甚至存在利害关系，一旦卷入其内部权力斗争，就往往会被“扣帽子”、“拉下水”。

身为从事中国研究的台湾学者，“保密法”确实让陶逸骏担心赴中的风险升高。他告诉DW，他能做的只有尽可能寻求官方机构名义的有力支持与邀请函，并避免与中国党政机关或权力机构人士产生利害关系。

然而，即使尽可能不接触这类人物并避免“踩红线”，却也不代表就彻底安全了。陶逸骏指出，台湾人被牵连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似乎在蔓延，“你以后接触的这些朋友，你很难确定他什么时候会被举报，什么时候会被连累”。

他进一步说明，大多数情况下，事情“可大可小”，但在模糊的“红线”上，人人自危。“在这种状态底下，中央政权、中共中央顶层的权力可以获得有效的巩固，因为底下人没有一个有效的信任关系网，足以成为跟你对立、分庭抗礼的反对力量。”

中国官方渐垄断资讯管道

从中国政府对保密工作的描绘看来，官方把资讯的公开与否，视为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中国国家保密局的发言人2月曾称：“该公开的不公开，不该公开的公开，都会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关键是要做到依法保密、依法公开、保放适度。”

中国官媒央视4月底的报道还特别点出大数据、云端运算、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发展，对资讯保密带来的“新挑战”。值得注意的是，新修订的“保密法”也纳入了网络资讯的保密制度，要求网络业者加强用户发布的资讯管理，并配合政府机关调查泄密案件、根据政府要求删除涉及泄密的资讯。

李明哲认为，中国正试图透过法律，把国家变成唯一的信息来源，“只有中国政府可以代表中国的一切说话”。

陶逸骏也指出，近年的资讯科技发展让中国官方得以进一步把关键资源与资讯掌握在手中，包含各地的大数据、舆情偏向等等，“如果不在他的控制之内，体制的不安全感会超强”。

随著中国的资讯管道越来越单一，外界也越发难以真正了解中国。不过，陶逸骏还是鼓励、或至少“不反对”台湾年轻学子到中国看看，有实际生活经验。“总比一味地害怕他，或者是嚮往他，甚至是在抖音、小红书中理解他（来得更好）……台湾如果年轻人都是这样的话，未来其实满危险的。”

透过“统战团”这类两岸参访团前往中国，是部分台湾学者带学生初步认识中国的一种做法。

曾担任台湾成功大学学生会长的陈佑维，在新冠疫情前两次参加过这类交流团；他认为，这样的活动性质是对台湾人“吃豆腐”、在媒体上呈现两岸友好形象，因此如果在过程中用反间谍和保密相关法律，“拉了一个学生出来杀鸡儆猴……这种统战形象会大打折扣”。

陈佑维告诉DW，从他的观察看来，现在的台湾学生大多数并不会因中国“保密法”影响其访中意愿，“会去还是会去，不会去也就不会去”。

对于想要前往中国的台湾人，陈佑维提醒，“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踩到中国的底线”。去年刚访中的张同学也认为，中国的法治本身就难以让人信任，保密法只是“千千万万的手段”之一，“真的是要往最坏的方向想……难保不会有任何的意外发生”。

©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不得擅自使用。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并受到刑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