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澳门民主派被DQ “乖孩子”论述破灭？

（德国之声中文网）有别于香港，澳门在回归前已经是“半个解放区”，爱国势力主导社会。而直至现在，澳门立法会33个议席大部分是间接选出或由特首委任，直选议席不足一半，民主派在议会内很弱势，一直以来的抗争手法也非常温和。

不过在北京“全面管治”政策下以及受香港形势影响，澳门也出现了史上首次DQ事件。7月9日，澳门选举管理委员会裁定21名民主派人士“不拥护《基本法》”及“不效忠澳门特别行政区”，取消他们在9月立法会选举的参选资格（DQ），意味着全面封杀民主派。

被DQ的参选人包括63岁的澳门民主派元老丶现任直选议员吴国昌，人称“民主昌”。他八十年代初赴香港中文大学修读经济学，毕业后回流澳门，1989年中国民运，他与数十人组成论政团体“民主沙龙”（后改组为“声援中国学运联委会”，现称“澳门民主发展联委会”，简称民联会），各界发起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破纪录有十多万人参与。六四后北京清算澳门民主派人士，当时任职中国银行经理的吴国昌受压辞职，开始从政，与区锦新成立民主派团体“新澳门学社”，并在1992年丶澳葡时期通过直选进入议会，至今连任29年。

德国之声：澳门民主派这次被DQ，事前有否预料到？当下有何感受？

吴国昌：事前没有收到任何风声，很突然。我不得不说，这些有关权力的工作效率做得不错，国家机密的保密工作做到100%，也不知道是谁下命令。当刻的感受是，北京竟然对澳门实行政治打压，很过分的政治决定。

没有人知道这个政治决定是什麽时候做的，如果硬要猜，有可能今年五丶六月已开始部署也不出奇，那时候我们申请六四集会，是连续第二年被警方禁止。去年当局以防疫为由反对我们集会，是公共卫生的考虑，但今年的理由却是说我们“挑战中央权威”，是政治考虑。所以当局有可能从那时开始已准备DQ民主派。

在现实政治观察的层面，很多人觉得打定输数，但作为事件的当事人我要坚守自己的原则，被DQ后最低限度要走到最后一步，向公众证明发生什麽事，所以我第一时间依法定程序拿资料看，发现官方引述的理据很多都古灵精怪，我们一定会申诉。

德国之声：澳门选管会提供200多页的“不效忠罪证”，你认为是否成立？

吴国昌：他们对我的指控多不胜数，千奇百怪，其中一个证据是我和香港民主党胡志伟合照，明文指胡志伟是“港独组织要员”，这麽荒诞的说法香港不论什麽派别的人都不会接受，完全是司警妄下判断。（编按：香港民主党已发声明指该党和胡志伟从不同意和不支持港独，该党《基本信念》第一丶二条已清楚道出民主党支持香港回归及支持一国两制在港实施，该党对澳门政府的严重失实指控表示极度遗憾并要求当局澄清。）

另一个例子是，他们说我主张“违法”普选特首，但我多年来无论在议会还是街头，都是推动合宪合法丶由行政长官提出议案丶经立法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普选制度。虽然有别于香港，澳门《基本法》没有写明普选是最终目标，但2012年全国人大副秘书长乔晓阳曾公开表示，不排除澳门将来不用修改《基本法》也能普选特首。在这个背景下他们竟然说我“宣传违法普选”，是极度荒诞的例子。

在我的政治观察来看，DQ就算是北京的政治决定，但这些指控未必是中央的意思，中央的指令不会到这麽细微丶指定要“老屈”（冤枉）民主派港独和宣传违法普选，这些明显错误可能是下面要交差的官员拿出来炒作。

德国之声：你们已就DQ向选管会提出声明异议，如遭当局拒绝，可入禀终审法院提出司法上诉，按机制法院最迟8月初要作裁决。你估计胜算有多大？

吴国昌：正常情况下我们当然有胜算，因为从技术和法理层面上都没理由让DQ成立，100%可以解释那些指控和清除误会。但如果这铁定是政治决定，我们就完全没有胜算，无论你做什麽丶讲什麽都没用。我作为被DQ的当事人不应该放弃，要争取到底，一一指出那些指控有多不合理。假如上诉成功，就证明大家都猜错了，这不是上面的政治决定，假如上诉失败，就证实是北京意思，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如果我不是当事人，纯粹评论事件，当然这次很大机会是政治决定，大家都看到北京如何“揽炒”香港，采取极端手法打压香港，而管香港和澳门的中央官员是同一班人，港澳办用同一套思路去推进极端工作，希望落实“全面控制”，将所有民主派驱离代议政制的层面后就可以全面控制。连澳门这麽乖，都要这麽极端地做。

德国之声：你在澳门回归前丶1992年已进入议会，但其实民主派在议会内一直非常弱势。有没有想过北京会走到DQ民主派的极端一步？

吴国昌：其实我在六四后辞职参政，当时已经想过有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基本原则和策略，就是不要想夺取政权丶变成多数派，因为你一想夺取，对方就会强权打压你，连你普通应有的权利也打烂。

如果我有心夺取政权丶成为多数派，我理应积极累积大量资源，但我从来没有那样做。我自1992年成为议员至今，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的支持，筹款也不接受澳门以外的款项。同一时间，除了议员薪津之外，政府的钱我一个仙（一毛钱）的资助也不要，因为我不想成为一个需要与官方有搭膊头（拍肩膀）关系的议员，也不想令你顾虑我会累计资源夺取政权。在这情况下，我才可以维持一个独立思考丶独立批判的监察角色，从澳葡时代至今也是如此。

我从参选时已开始有这个想法：假如有一天民主派可以夺取政权丶做澳门特首，但如果中国仍未实行民主化丶中央做出不民主决定时，你是否支持？如果你不支持，会害了整个澳门。所以，除非中国将来真的建立民主中国，到时我们民主派当然会争取政权，因为民主地区和民主国家的关系可以解决到，但相反，一个民主地区要在未能建立民主体系的国家里面生存，你坚持民主原则只会害死自己人。

在此情况下，我过去29年坚持监察的角色，民主派作为少数派，票数很少，不能靠议会投票而推动事情，那就结合议会内外的力量，政策上用和平理性的方式去推动。比如1992年开始我已推动澳门实行普及免费教育，当时澳葡政府很穷，一年免费教育都没有，像我能上大学的年轻人不足一成，终于9年免费教育，回归后变成15年，并公开承诺澳门青年人不会因为经济能力而无法上大学，现在九成澳门人能上大学。另外我们也在澳葡政府很穷的时候，推动了不论贫富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个连香港也未有。

少数派有少数派的策略去做事，我们在议会没有大多数政党的支持，但你以理服人，慢慢地其他政党也无谓反对你，到最后也让你过。普及免费教育等政策不是我提出法案，而是政府自己提出法案，当时我也看准葡萄牙想加入欧盟丶要体现欧盟价值观，而普及教育就完全符合欧盟价值观。所以要有策略，我们一直是用这种方式经营的民主派。

德国之声：对于这次突如其来的DQ，澳门民间社会有何反应？

吴国昌：没有反应，因为没有平台可以反应，现在官方以防疫为由禁止集会游行，而澳门人不像香港，没有违法游行的习惯，当然我也不鼓励。从网上看得很清楚，愤怒的人很多，大家都无力感很强，但又不能集会去表达，你还能怎麽样？

我们作为当事人坚持上诉到底，我的选民一部分支持上诉，一部分觉得上诉无望丶打定输数，也有一部分人经历寒蝉效应，觉得北京这样DQ民主派议员时，如果现在还出来反对政府，它会不会“加辣”再对付发声的人？也有一些人认为要鼓励人不投票或投废票，作为表态。

德国之声：这次DQ事件，澳门一直以来“乖孩子有糖吃”的论述是否破灭？

吴国昌：所谓“乖孩子”，就要讲港澳两地的明显分别。六十年代左派反殖斗争，香港左派被港英镇压，暴动后港英政府引入委员会等吸纳民意，推出大量福利政策，又成立廉政公署等。但在澳门，左派赢了斗争，澳葡政府签了投降书，中立的团体如教会也不敢作声，免得被贴大字报批斗，自此澳门就长期被爱国阵营主导了。

另一个分别是回归后至今，香港年轻人的入息中位数增长近乎0%，但澳门年轻人入息增长了不只三倍。很多香港年轻人要住劏房（房中房），澳门也有劏房，但没有年轻人住，都是给外劳住的，两地的经济环境不一样。（编按：据香港统计处资料，以2014年价格计算，1994年香港的20-24岁大学毕业生平均月薪为17000港元，到了2014年只有14900港元。换言之，香港20年间物价丶楼价倍升，但年轻人平均入息却下跌了12%。而澳门统计局资料显示，澳门劳动人口平均月入在1996年为4,914澳门元，2020年已倍增至15,000澳门元。）

澳门在2012丶2013年也有街头抗争，不过我们说是“快乐抗争”。澳门在2007年实行15年免费教育，大学生越来越多，当中很多人在香港和台湾升学，这些澳门青年在网上互相交流，借鉴了香港和台湾的社运模式。所谓“快乐抗争”就是，澳门的社运不是因为生活压迫而出来抗争，而是因为这批大学生成了有识之士，会指出政府的错误和社会不公。

香港一向是澳门的参考对象，也是一个指标，但近年香港民主运动受到北京打压，吓怕了一些澳门人。其实澳门根本就不会威胁到国家安全，完全没有需要这样极端打压。

德国之声：若然DQ案上诉失败，澳门民主派还有什麽空间？你作为民主派元老会如何走下去？

吴国昌：我作为一个澳门公民，当然是要继续尽责任去关心社会，继续讲真话。至于澳门民主路怎样走下去，任何道路都有可能走到尽头，但受到挫折后丶经过一段时间后复原也有可能，我觉得无论哪一种可能性，我都会说服我的朋友和市民，即使代议政制不容民主派发声，也可以在民间社会继续发声。

目前澳门有两大重点很需要民间监察：第一，澳门赌权开放后积累很多博彩收益，这些钱很多人​​垂涎，如果能保住这些资源，是可以帮助澳门对抗疫情及渡过经济逆境，这些资金要认真运用。第二，澳门房屋问题过去很严重，但经过中央批地后现在有了填海新城的地，同时从权贵手中收回了88幅闲置土地，澳门政府变相突然从没有地到拥有大量土地在手，并要在几年内规划及落实置业阶梯，澳门的地那麽值钱，如果你不好好监察他，分分钟又官商勾结，会流失这些资源。

在这个过程中，澳门新兴的专业力量很重要。近年来澳门已陆续建立了各个专业范畴的制度，包括社工丶教育和医疗人员等各界，这些制度香港早就有，但以前澳门没什麽人读过大学，到2007年开始15年普及免费教育，现在九成以上澳门人能读大学之后，才慢慢建立起这些专业制度。所以我希望我们澳门人能长进，虽然代议政制暂时不能发声，但读完大学丶上位成为专业人士，能够用专业的角度向政府和公众提出意见，去保持澳门有正面发展的方向。

因此我认为，澳门突然间有大量财政资源丶土地资源，加上各种专业制度，我们是有一定的能力去保护和建设澳门。但其中有一点我在议会中经常强调，一定要保留本地特色，特别是内地推动大湾区建设丶互相融合时，我们要坚持一个重要原则：要优势互补，而非盲目融合。

我举个例子，过去5丶6年，广东省政府力推和澳门驾照互认，我们全力上街反对，因为澳门地少车多，交通长期塞到不清不楚，在这情况下搞驾照互认根本不适合。你一定要很清楚跟中央和广东省政府解释清楚，我们不会用汽车的方式让内地人来，而是集中用公共交通和步行径供内地人士使用。结果这个议题僵持了几年，我们也上街多次，暂时还能保住，至今没有签订两地驾照互认协议。由此可见，如果没有任何监察和批判的声音，那就很简单，为了擦鞋起见，就什麽都融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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