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席

米夏埃尔－佐默尔（Michael Sommer）于1952年生于梅尔布施。他于1971年至1980年在柏林自由大学主攻政治经济学。自1971年起，佐默尔成为德国邮政工会成员，2001年，德国邮政工会融入该国服务业总工会 Ver.di。大学毕业后，佐默尔主要从事德国邮政工会的工作，他于2001年当选德国服务业总工会副主席，一年以后被推选为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席。

罢工浪潮此起彼伏

德国之声：德国的罢工浪潮此起彼伏，有关法定最低工资下限的谈判也很艰难。退休年龄后推，贫富差距加大等诸多问题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请问，在此背景下，德国工会联合会的行动目标和口号是什么？

佐默尔：我们致力于使雇员拥有良好的，保障个人尊严的工作，让人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双手过上好日子。但前提条件是，人们要有工作，享受合理的报酬，而且还应使雇员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雇员需在工作岗位上享有共同发言权，任何工种都不得对雇员的身体造成伤害，工作不能仅仅是人们谋生的手段，也应是一种实现自我的方式。这是我们为雇员争取的最大权益。此外我们还想方设法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尤其是失业者，领取低养老金的群体以及大学生等。我们为此制定了具体的援助措施。哈尔茨第四阶段失业救济金就是在相关的讨论中出台的。

德国工会走过60年发展史，如今的斗争更为艰辛

德国之声：德国工会联合会的目标听起来很感人，但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能被真正地付诸实施呢？

佐默尔：我们在过去的60年中取得了不少成绩。我们使雇员的实际收入增加了，使雇员享受极好的劳动保护，但在减少失业人数的持久斗争中，我们却没能如愿获得成功。当然现在由于德国经济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国内失业人数已降至4百万大关以下，但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为每个人都创造就业岗位。值得一提的是，德国能享有今天的良好的社会福利体系与工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德国之声：您刚才提到了德国工会60年的发展史，与过去相比，工会今天的斗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难。您认为这样的看法正确吗？

佐默尔：您说得不错，尽管德国不是全球化进程中的输家。德国是世界出口冠军，这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以及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和产品的高质量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也使我们的工作岗位受到严重威胁，尤其是国际金融资本的涌入对企业造成影响，另外，新兴工业国家的崛起使我们丧失了大量工作岗位，尤其是中国，目前中国已成为消费品生产大国，在此领域，世界工厂已不在欧洲，而是在中国。

追求建立社会公正

德国之声：您刚才提到了社会公正的问题。但什么是衡量社会公正的具体标准？因为人们对社会公正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佐默尔：我完全赞同您的观点。不同国家对社会公正的理解各有不同。欧洲国家对社会公正的普遍定义是：每个人都享有生存权，人的尊严必须得到尊重。如果有人无法工作则有权享受社会和国家的福利保障。这是社会公正的一部分。另外比如我们在德国遇到了这样的情况，那便是社会财富的不均分配。少数富有阶层越来越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极为不公正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和印度的社会不公情况与我们不同。在中国和印度，首要问题是使居民有饭吃，使居民享受人的尊严，享受符合人的尊严的工作条件，这些条件在那里往往难以得到遵守。所以这些国家的社会公正标准与我们不同。我不仅是德国工会联合会的主席，也是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副主席。国际工会联合会下属168个国家的308个工会组织，拥有1亿8千万会员，我们理解的社会公正首先是保障雇员拥有正当的工作。

德国之声：不久前，德国媒体对德国电信公司职工持续数周的罢工活动进行了详细的报道，部分员工的工资减少了6,5%，但工作时间却延长了4个小时，这样一来才保住了他们到2012年以前的饭碗。您认为德国电信劳资双方的这一谈判结果是否在德国，乃至世界都具有代表性？

佐默尔：在过去数年中，我们与不同部门的不同企业达成了类似的妥协，我们别无其他选择，我们的目标是确保雇员的工作岗位。对受到波及的雇员来说，这的确是件不幸的事情。西门子的明基公司，大众，戴克公司等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但对我们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保持企业的竞争力，保住企业员工的就业岗位。以德国电信公司员工维持数周的罢工为例，尽管部分员工的收入减少了，也增加了工作时间，但却保住了截至2012年的工作岗位，这在当前的情势下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为企业赢得了实施改革和调整计划的时间。

德国工会－无党派独立组织

德国之声：德国的工会组织都是无党派的，可您是社民党成员，您能保证，您不会将个人的政治倾向带入您的工作之中吗？

佐默尔：是的，德国的工会组织都是无党派的独立组织。我是社民党成员，但我的副手是基民盟党员，还有一位主席团成员是绿党籍政治家，这只表示我们每个人的政治背景。对我来说，我首先是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席，我是不会将个人的政治观点带入我在工会的工作中的。

德国之声：基社盟秘书长泽德尔（Markus Söder）曾指责工会领导层试图与社民党和左翼党结盟。您的观点呢？

佐默尔：这与事实不符。他说这话纯粹是违背良心的。我所领导的工会组织是完全独立的机构，当然做到这一点不很容易，但您不妨回想一下2005年的大选，我们没有为任何党派助战，也没有组织过任何一次有助于某一党派的宣传活动，没有向选民提出过任何建议。我们将继续保持自己的独立。当然某些党派在选战时需要我们，但我们不参加任何选战。

以维护广大民众利益为上

德国之声：您本人曾公开表示，德国大联合政府的政策是建立在牺牲弱小公民利益的基础之上的。

佐默尔：对，我的确说过这话，现在我依旧坚持这一观点。尤其是德国的社会福利政策，社会的对称结构政策上的确如此。人们不应将涉及普通百姓的增值税再增加3%，但同时却减少企业税。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也是一种社会不公的表现。比如将退休年龄逐步推迟到67岁，其实并非在于延长雇员的就业时间，而是为了减少人们的退休金。这样的政策显然带有霸道的成分，根本不顾民众的利益。

德国之声：尽管德国工会联合会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但在力主社会公正这一点上与社民党和左翼党是一致的。请问，德国工会联合会与社民党及左翼党的区别是什么呢？

佐默尔：工会与党派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那便是所有党派都希望获得政治权利，使用政治权利。而工会组织则只关注人们的社会利益，对政治实行监督。我们积极参加政治辩论，为的是保护和代表雇员的利益。这是我们与党派间的本质区别。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建立工会党派。它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不过我们试图对政党施加影响力，目的是为了更多地体现人民的利益。

德国工会面临新的考验

德国之声：但现实是德国的富人越来越富，穷人则越来越穷，这样的现状是否有望改变？

佐默尔：这个问题涉及一系列的具体措施。比如提高企业税，还是不提高企业税；将退休年龄推迟至67岁，还是停留在现在的年龄限。这一切都是令我不满的政治决定。其实我们原本可以制定更为合理的税收政策，要求富人比穷人为公共事业作出更多贡献，但德国的现状却不是这样。德意志银行行长约瑟夫－阿克曼的年薪超过1300万欧元，也有人每月只有一千欧元的生活费，阿克曼理应为国家缴纳更多税款。

德国之声：为了维护雇员的利益，德国工会的确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尽管如此，不少普通百姓对国家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许多人似乎对未来失去了信心。工会成员也越来越少。您认为，怎样才能改变这一现状？

佐默尔：危机本身并不会给德国工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德国工会重新赢得民心的关键在于如何克服当前的危机，实施有效的改革方案。在过去数年中，的确有不少会员退出工会，但现在工会成员人数已基本保持稳定。这与德国所处的变革时代是分不开的。不仅我们，德国党员人数也不断减少，教会、体育团体等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这就是说，德国居民对参加有组织的公共活动的兴趣低于从前。所以我认为，唤起民众参与公众活动的兴趣不仅仅是工会的任务之一。

德国之声：那么，工会必须实施怎样的改革措施，才能在全球化的世界具有竞争力？

佐默尔：我认为，我们必须做到两点。其一是，我们必须加强在企业的工作。二是我们必须制定现实有效的政策，使我们具有国际竞争力。如果在中国等其他国家也能生产出同等质量的塑料产品，那么我们当然无法保持我们的优势，所以我们必须加强革新及科研教育领域的投资，保持我们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优势。在工资待遇方面，我们无法与中国、印度和菲律宾等国家进行竞争，但在产品的高质量和高科技产品领域，我们要保持自己的强项。这是我们的唯一机会所在。

德国之声：您依旧将工会组织视为社会的左派力量吗？

佐默尔：这要看人们如何理解左派力量了。我们是社会解放运动的代表，我们致力于确保雇员的自主权。在这一点上我们体现了左派思想。但我们绝不是左翼党。我们不隶属于任何党派。我们是社会的改革力量。

德国之声：与资本集团的斗争依旧是工人运动的主导思想吗？可以说在工会与资本集团间存在融合点吗？

佐默尔：我们当然站在雇员一边，与资本集团间的斗争也始终如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与资本集团始终处于战争状态。我们致力于使资方更多顾及劳方的利益。我们主张资本主义，坚持市场经济原则。我们希望能够在市场经济中做出一些更为合理的修正，而这一切是无法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的，仅凭企业领导层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与中国工会建立联系

德国之声：在中国，自由工会始终是禁忌话题。尽管如此，德国工会联合会与中国的官方工会有合作关系吗？

佐默尔：我们与香港的同行保持密切合作关系。香港有自由工会。我们与中国大陆的全国总工会也有联系。我本人就于两年前到过中国。我对那里的全国总工会进行了访问，先后到过北京、上海，之后是香港和新加坡。那此中国之行的目的在于对德中工会间的联系进行考核，了解中方工会的发展现状。中国全国总工会的同仁告诉我，中国的工会正处在变革之中。比如他们受共产党委托，负责代表移动民工的利益等。这当然是官方口径。另一方面，中国存在压制建立自由工会的行为，存在强制劳工，雇佣童工，殴打工人的现象。我们与国际工会联合会共同决定，客观地评价中国存在的上述问题，并公开发表自己的批评意见，同时保持与中国全国总工会的联系。有时也有中国同事到柏林来访问我们。我们曾向中国总工会建议，派人来我们这儿做半年实习，了解德国工会的运作情况。我们的这一建议已获得了中方的采纳。我非常重视呵护这株娇嫩的植物。

德国之声：当劳资双方的矛盾难以调和时，德国工会总工会一般都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呢？

佐默尔：举行罢工是唯一的途径。当然我们事先会进行内部协调。罢工需要雇员的积极参与。如果雇员自己都不敢正视自己的权利的话，那么别人更不会做到这一点。

德国之声：大学毕业后，您主要的职业是为德国邮政工会工作。请问您何以有这份热情，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佐默尔：当时我在德国邮政局工作，参加了那里的工会组织。那儿是我的家乡，我为此颇感自豪。

德国之声：这就是说，您天生乐于参加公益事业。

佐默尔：对。

德国之声：您从2002年起担任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席，这正是德国社会内部发生巨大变革的年代。请问，您为哪些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您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呢？

佐默尔：令我感到自豪的是，德国工会组织得以维系，共同经历了与社民党有关社会福利改革的艰苦谈判。我原本希望能保留原有的社会安全体系，但却没能如愿。不过，德国的工会组织保持了自己的战斗力，对此我深感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