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德國工會聯合會主席

米夏埃爾－佐默爾（Michael Sommer）於1952年生於梅爾佈施。他於1971年至1980年在柏林自由大學主攻政治經濟學。自1971年起，佐默爾成為德國郵政工會成員，2001年，德國郵政工會融入該國服務業總工會 Ver.di。大學畢業後，佐默爾主要從事德國郵政工會的工作，他於2001年當選德國服務業總工會副主席，一年以後被推選為德國工會聯合會主席。

罷工浪潮此起彼伏

德國之聲：德國的罷工浪潮此起彼伏，有關法定最低薪水下限的談判也很艱難。退休年齡後推，貧富差距加大等諸多問題成為人們關注和討論的焦點。請問，在此背景下，德國工會聯合會的行動目標和口號是什麼？

佐默爾：我們致力於使雇員擁有良好的，保障個人尊嚴的工作，讓人們可以依靠自己的雙手過上好日子。但前提條件是，人們要有工作，享受合理的報酬，而且還應使雇員對自己的工作感到滿意。雇員需在工作崗位上享有共同發言權，任何工種都不得對雇員的身體造成傷害，工作不能僅僅是人們謀生的手段，也應是一種實現自我的方式。這是我們為雇員爭取的最大權益。此外我們還想方設法為社會弱勢群體提供幫助，尤其是失業者，領取低養老金的群體以及大學生等。我們為此制定了具體的援助措施。哈爾茨第四階段失業救濟金就是在相關的討論中出台的。

德國工會走過60年發展史，如今的鬥爭更為艱辛

德國之聲：德國工會聯合會的目標聽起來很感人，但在現實生活中又有多少能被真正地付諸實施呢？

佐默爾：我們在過去的60年中取得了不少成績。我們使雇員的實際收入增加了，使雇員享受極好的勞動保護，但在減少失業人數的持久鬥爭中，我們卻沒能如願獲得成功。當然現在由於德國經濟出現良好的發展勢頭，國內失業人數已降至4百萬大關以下，但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要為每個人都創造就業崗位。值得一提的是，德國能享有今天的良好的社會福利體系與工會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德國之聲：您剛才提到了德國工會60年的發展史，與過去相比，工會今天的鬥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艱難。您認為這樣的看法正確嗎？

佐默爾：您說得不錯，儘管德國不是全球化進程中的輸家。德國是世界出口冠軍，這與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以及德國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和產品的高品質是分不開的。另一方面，全球化進程也使我們的工作崗位受到嚴重威脅，尤其是國際金融資本的湧入對企業造成影響，另外，新興工業國家的崛起使我們喪失了大量工作崗位，尤其是中國，目前中國已成為消費品生產大國，在此領域，世界工廠已不在歐洲，而是在中國。

追求建立社會公正

德國之聲：您剛才提到了社會公正的問題。但什麼是衡量社會公正的具體標準？因為人們對社會公正的理解是不一樣的。

佐默爾：我完全贊同您的觀點。不同國家對社會公正的理解各有不同。歐洲國家對社會公正的普遍定義是：每個人都享有生存權，人的尊嚴必須得到尊重。如果有人無法工作則有權享受社會和國家的福利保障。這是社會公正的一部分。另外比如我們在德國遇到了這樣的情況，那便是社會財富的不均分配。少數富有階層越來越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我們認為這種現象是極為不公正的。但我們也必須承認，中國和印度的社會不公情況與我們不同。在中國和印度，首要問題是使居民有飯吃，使居民享受人的尊嚴，享受符合人的尊嚴的工作條件，這些條件在那裡往往難以得到遵守。所以這些國家的社會公正標準與我們不同。我不僅是德國工會聯合會的主席，也是國際工會聯合會的副主席。國際工會聯合會下屬168個國家的308個工會組織，擁有1億8千萬會員，我們理解的社會公正首先是保障雇員擁有正當的工作。

德國之聲：不久前，德國媒體對德國電信公司職工持續數周的罷工活動進行了詳細的報導，部分員工的薪水減少了6,5%，但工作時間卻延長了4個小時，這樣一來才保住了他們到2012年以前的飯碗。您認為德國電信勞資雙方的這一談判結果是否在德國，乃至世界都具有代表性？

佐默爾：在過去數年中，我們與不同部門的不同企業達成了類似的妥協，我們別無其他選擇，我們的目標是確保雇員的工作崗位。對受到波及的雇員來說，這的確是件不幸的事情。西門子的明基公司，大眾，戴克公司等都有過類似的經歷。但對我們來說最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保持企業的競爭力，保住企業員工的就業崗位。以德國電信公司員工維持數周的罷工為例，儘管部分員工的收入減少了，也增加了工作時間，但卻保住了截至2012年的工作崗位，這在當前的情勢下是非常重要的，同時也為企業贏得了實施改革和調整計劃的時間。

德國工會－無黨派獨立組織

德國之聲：德國的工會組織都是無黨派的，可您是社民黨成員，您能保證，您不會將個人的政治傾向帶入您的工作之中嗎？

佐默爾：是的，德國的工會組織都是無黨派的獨立組織。我是社民黨成員，但我的副手是基民盟黨員，還有一位主席團成員是綠黨籍政治家，這只表示我們每個人的政治背景。對我來說，我首先是德國工會聯合會主席，我是不會將個人的政治觀點帶入我在工會的工作中的。

德國之聲：基社盟秘書長澤德爾（Markus Söder）曾指責工會領導層試圖與社民黨和左翼黨結盟。您的觀點呢？

佐默爾：這與事實不符。他說這話純粹是違背良心的。我所領導的工會組織是完全獨立的機構，當然做到這一點不很容易，但您不妨回想一下2005年的大選，我們沒有為任何黨派助戰，也沒有組織過任何一次有助於某一黨派的宣傳活動，沒有向選民提出過任何建議。我們將繼續保持自己的獨立。當然某些黨派在選戰時需要我們，但我們不參加任何選戰。

以維護廣大民眾利益為上

德國之聲：您本人曾公開表示，德國大聯合政府的政策是建立在犧牲弱小公民利益的基礎之上的。

佐默爾：對，我的確說過這話，現在我依舊堅持這一觀點。尤其是德國的社會福利政策，社會的對稱結構政策上的確如此。人們不應將涉及普通百姓的增值稅再增加3%，但同時卻減少企業稅。這種做法是不對的，也是一種社會不公的表現。比如將退休年齡逐步推遲到67歲，其實並非在於延長雇員的就業時間，而是為了減少人們的退休金。這樣的政策顯然帶有霸道的成分，根本不顧民眾的利益。

德國之聲：儘管德國工會聯合會是一個獨立的機構，但在力主社會公正這一點上與社民黨和左翼黨是一致的。請問，德國工會聯合會與社民黨及左翼黨的區別是什麼呢？

佐默爾：工會與黨派間有一個根本的區別，那便是所有黨派都希望獲得政治權利，使用政治權利。而工會組織則只關注人們的社會利益，對政治實行監督。我們積極參加政治辯論，為的是保護和代表雇員的利益。這是我們與黨派間的本質區別。所以我們也不需要建立工會黨派。它對我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不過我們試圖對政黨施加影響力，目的是為了更多地體現人民的利益。

德國工會面臨新的考驗

德國之聲：但現實是德國的富人越來越富，窮人則越來越窮，這樣的現狀是否有望改變？

佐默爾：這個問題涉及一系列的具體措施。比如提高企業稅，還是不提高企業稅；將退休年齡推遲至67歲，還是停留在現在的年齡限。這一切都是令我不滿的政治決定。其實我們原本可以制定更為合理的稅收政策，要求富人比窮人為公共事業作出更多貢獻，但德國的現狀卻不是這樣。德意志銀行行長約瑟夫－阿克曼的年薪超過1300萬歐元，也有人每月只有一千歐元的生活費，阿克曼理應為國家繳納更多稅款。

德國之聲：為了維護雇員的利益，德國工會的確付出了艱苦的努力。儘管如此，不少普通百姓對國家的不滿情緒越來越大，許多人似乎對未來失去了信心。工會成員也越來越少。您認為，怎樣才能改變這一現狀？

佐默爾：危機本身並不會給德國工會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德國工會重新贏得民心的關鍵在於如何克服當前的危機，實施有效的改革方案。在過去數年中，的確有不少會員退出工會，但現在工會成員人數已基本保持穩定。這與德國所處的變革時代是分不開的。不僅我們，德國黨員人數也不斷減少，教會、體育團體等都遇到了同樣的問題。這就是說，德國居民對參加有組織的公共活動的興趣低於從前。所以我認為，喚起民眾參與公眾活動的興趣不僅僅是工會的任務之一。

德國之聲：那麼，工會必須實施怎樣的改革措施，才能在全球化的世界具有競爭力？

佐默爾：我認為，我們必須做到兩點。其一是，我們必須加強在企業的工作。二是我們必須制定現實有效的政策，使我們具有國際競爭力。如果在中國等其他國家也能生產出同等品質的塑料產品，那麼我們當然無法保持我們的優勢，所以我們必須加強革新及科研教育領域的投資，保持我們在高科技領域的競爭優勢。在薪水待遇方面，我們無法與中國、印度和菲律賓等國家進行競爭，但在產品的高品質和高科技產品領域，我們要保持自己的強項。這是我們的唯一機會所在。

德國之聲：您依舊將工會組織視為社會的左派力量嗎？

佐默爾：這要看人們如何理解左派力量了。我們是社會解放運動的代表，我們致力於確保雇員的自主權。在這一點上我們體現了左派思想。但我們絕不是左翼黨。我們不隸屬於任何黨派。我們是社會的改革力量。

德國之聲：與資本集團的鬥爭依舊是工人運動的主導思想嗎？可以說在工會與資本集團間存在融合點嗎？

佐默爾：我們當然站在雇員一邊，與資本集團間的鬥爭也始終如一，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與資本集團始終處於戰爭狀態。我們致力於使資方更多顧及勞方的利益。我們主張資本主義，堅持市場經濟原則。我們希望能夠在市場經濟中做出一些更為合理的修正，而這一切是無法完全由市場來決定的，僅憑企業領導層也無法做到這一點。

與中國工會建立聯繫

德國之聲：在中國，自由工會始終是禁忌話題。儘管如此，德國工會聯合會與中國的官方工會有合作關係嗎？

佐默爾：我們與香港的同行保持密切合作關係。香港有自由工會。我們與中國大陸的全國總工會也有聯繫。我本人就於兩年前到過中國。我對那裡的全國總工會進行了訪問，先後到過北京、上海，之後是香港和新加坡。那此中國之行的目的在於對德中工會間的聯繫進行考核，瞭解中方工會的發展現狀。中國全國總工會的同仁告訴我，中國的工會正處在變革之中。比如他們受共產黨委託，負責代表移動民工的利益等。這當然是官方口徑。另一方面，中國存在壓制建立自由工會的行為，存在強制勞工，雇傭童工，毆打工人的現象。我們與國際工會聯合會共同決定，客觀地評價中國存在的上述問題，並公開發表自己的批評意見，同時保持與中國全國總工會的聯繫。有時也有中國同事到柏林來訪問我們。我們曾向中國總工會建議，派人來我們這兒做半年實習，瞭解德國工會的運作情況。我們的這一建議已獲得了中方的采納。我非常重視呵護這株嬌嫩的植物。

德國之聲：當勞資雙方的矛盾難以調和時，德國工會總工會一般都採取哪些具體的措施呢？

佐默爾：舉行罷工是唯一的途徑。當然我們事先會進行內部協調。罷工需要雇員的積極參與。如果雇員自己都不敢正視自己的權利的話，那麼別人更不會做到這一點。

德國之聲：大學畢業後，您主要的職業是為德國郵政工會工作。請問您何以有這份熱情，作出了這樣的選擇？

佐默爾：當時我在德國郵政局工作，參加了那裡的工會組織。那兒是我的家鄉，我為此頗感自豪。

德國之聲：這就是說，您天生樂於參加公益事業。

佐默爾：對。

德國之聲：您從2002年起擔任德國工會聯合會主席，這正是德國社會內部發生巨大變革的年代。請問，您為哪些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您最大的遺憾是什麼呢？

佐默爾：令我感到自豪的是，德國工會組織得以維系，共同經歷了與社民黨有關社會福利改革的艱苦談判。我原本希望能保留原有的社會安全體系，但卻沒能如願。不過，德國的工會組織保持了自己的戰鬥力，對此我深感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