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回归廿一年 香港法治面对内忧外患？
2018年7月2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回归21个寒暑，不少人认为一国两制界线逐渐模煳，法治制度被视为最后一道防线。在外界眼中，陈文敏是法律界的开明派——香港唯一的名誉资深大律师，在香港大学担任法律学院达12年，现时是大律师公会执委。他多次抨击人大释法、一地两检破坏香港法治，为普选方案建言，自己也曾遭亲建制派阻止出任港大副校长。见证法治堡垒经历风风雨雨，他却认为要反省的不只当权者，还有民主派。
梁天琦囚六年较极端
六月，香港再有社运领袖成为阶下囚。27岁的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因为暴动和袭警罪名成立被判入狱6年，同案另一被告卢建民判囚7年，是2016年旺角骚乱中刑期最重的两人。梁天琦曾经是本土派领袖并主张港独，这个消息引起巨大回响。
陈文敏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坦言：“梁天琦刑期的确重了一点，我认为4.5至5年较为合理，判6年是‘去得比较尽’。”他解释，骚乱中另一名烧计程车的被告只判囚4年9个月，梁天琦的所为并不比前者严重。对于外界的强烈反弹，他指从判词看到法官对旺角骚乱的评价相当负面，认定参与者有预谋及主动犯案因而重判，而非梁天琦的身份而有特别考量。
“黄之锋他们在示威时即使与警方有肢体冲撞，暴力程度也不重。他们还有公民抗命、抗议特首选举不公等政治理由。”他认为，不能把旺角骚乱与其他社运案件相提并论，法庭也很难将政治动机列为减刑因素。“旺角案有被告辩解是长期对警察不满，如果法官认为你蓄意行使暴力，那麽对不起，政治动机不会占任何比重。暴力程度愈严重，考虑动机的比例会愈轻，这是无可厚非。”
上一次发生于香港街头的暴动案，已经是半世纪前的“六七暴动”，当年示威者在闹市放炸弹造成多人死亡，但大部分被告判刑却不比旺角骚乱重，这也是梁天琦刑期最具争议之处。陈文敏却认为不能同日而语：“我们很难用50年前的标准衡量今天的社会，当年的政治环境和今天完全不同。反过来看，如果六七暴动今天再判一次，我相信会重很多。”
街头走入监牢人数近年之最
2014年起连串社会运动和冲突引起的诉讼，至今大部分经已裁决。由黄之锋等人冲击政府总部、反东北规划冲击立法会、旺角骚乱到青年新政议员闯会议厅，过去一年多被判囚的社运人士达几十人，是近年之最，当中包括不少标志性人物。接下来还有戴耀廷等占领运动发起人的案件，社运界都对结果不感乐观。
陈文敏认同，个别法院重判社运案件是事实，近年判刑力度亦确实愈来愈重：“法院有其忧虑，所以在连续一系列判词中都想释放一个信息：即使你有很崇高的理想，不等于甚么都可以做。因为这是很危险的演变，是否有目的就能不择手段？这会直接冲击公民社会。”他强调，公民抗命确是法庭的考虑因素，但亦有界线：“法庭的出发点是，没有任何公民权利容许用暴力达至目的。公民权利是建基于法治社会，一旦升级为暴力就不再是公民权利。”
司法独立失守？法庭成众矢之的
香港司法不独立了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可以先了解一下香港人怎么看。香港大学由1997年开始，定期为法治程度、司法制度公平度和法庭公正度三项指标进行民意调查。这三项指标在近年拾级而下，2018年初市民对司法制度和法庭公正性的评分，更加是七年来新低。
那麽谁在破坏法治？陈文敏不讳言，威胁这座司法堡垒的不只外忧，还有内患。“近年愈来愈多人把矛头指向法院，这是令人担心的趋势。我觉得公民意识愈来愈薄弱，当我们谈法治，却愈来愈多人不知何谓法治，包括政府、建制派，也包括泛民那边的人。”
“不符合其政治理念就说法庭不独立，符合就说独立，这是很片面的看法。” 政治死结不应由法官来解。他认为香港法庭仍能不受干预地判案，外界的质疑只因以立场挂帅：“你可以不喜欢法院判决，但不等于不独立。我们绝对可以批评，但如果每每用政治角度解释法院判决、冲击法院，推翻司法制度后我们还剩下甚么？一国两制下，唯一区分两制的就是司法制度，如果连这个也推倒了，还有甚么保障公民权利？”
林郑改变有限 政治封闭成绊脚石
造成今天的风气，归根究底是政治问题。“无处疏导矛盾是一大原因，政治上的封闭性把人推向极端。”上届行政长官梁振英任内，是回归后社会运动最频密的时期。陈文敏慨叹，过去数年当权者把温和的大多数人对立起来，但林郑月娥接任一年以来“改变却很有限”，尤其褫夺议员资格和限制参选权等法律争议，令民怨更难纾缓：“一个不包容的社会，是没有办法平息反对声音的。”
无论是激烈的冲击场面，抑或相对平和的游行集会，近年香港社运往往演化为警民冲突。大部分示威者遭起诉的罪名，例如非法集结、暴动罪，都是来自殖民地时代订立的《公安条例》。虽然回归前夕一度修例放宽，但最终被中方成立的临时立法会推翻。联合国人权组织曾经表示，忧虑当局利用此例限制集会自由。梁天琦案判刑后，末代港督彭定康 (Chris Patten) 也发声批评《公安条例》容易被滥用针对社运人士。
身为人权法和宪法专家的陈文敏认同，《公安条例》赋予警方权力审批公众集会和施加条件，的确限制了表达自由。“例如每年七一游行都有很多争议，这都是不必要的。警方责任只是协助集会举行、安排交通，他们凭甚麽不批准集会？即使届时有问题，警方完全有足够权力控制场面，为何还要有权7天前审批？”
虽然赞成改革，他却慨叹社会气氛时不与我：“ 政府应该放宽法律限制，让民怨有渠道纾缓 。但现在未必是最佳时机，当市民看到愈来愈多冲突，你很难引起社会共鸣支持收紧警权，达到共识。”
社运出路：寻找最大公因数？
一片无力感弥漫之下，社会运动也陷入低潮。在这个十字路口上，人人都在问：出路在哪里？在他看来，此时正正也是契机。“针对社会不公，可以有很多方法回应。 回想过去两年很多冲突是不必要的，冲突背后你只能拿到一时的传媒焦点，但你可以达到甚么？我觉得法庭一连串的判词反而让社运人士反思，暴力冲突根本无法聚焦问题。纯粹发泄不是我们社会要的东西，我们是否要用不一样的方法，有创意地把社会问题带出来？”
“任何社会运动一定要建基于大部分市民的认同，当你愈来愈背弃市民认同时，很多事你都很难改变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