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尔中国如何谈人权？

默克尔在她的中国处女秀之前，一定饱受了如下问题的折磨：该不该在北京谈人权？如果谈，又该如何谈？

对于默克尔来说，中国是一块考验其外交本领的的试金石，因为外界对她的普遍期望是：她将为施罗德时代的对华外交政策“纠偏”，在人权问题上毫不含糊。这一期望是有原因的，因为在红绿联合政府时代，默克尔作为反对党基民盟领袖对施罗德的对华政策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特别是在出售哈瑙核废料处理设备和解除欧盟对华武器禁运问题上，默克尔与施罗德针锋相对，指责后者向中国领导人“献媚”。江山轮流坐，如今默克尔取代施罗德进驻了总理府，人们当然拭目以待，看看这位被中国人称为“铁娘子”的女总理对中国到底有多“狠”。另外，这位“铁娘子”的一个特点是说话声调上虽然十分柔和，但是在内容上却直来直去，毫不妥协。

于是，默克尔踏上去中国的旅途之前，德国媒体已经想象好了这样的一个画面：默克尔在北京、在镁光闪烁的记者招待会上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缺乏宗教自由、压制新闻自由、关押政治异见者、封锁互联网等等，然后在中国领导人瞠目结舌的注视下光荣凯旋，成为受到朝野和媒体欢呼的女英雄。

谁还害怕谈人权？

但是，仅仅是谈人权还不等于是对华政策有了质的改变。其实，施罗德在朱熔基伴陪下在上海乘磁悬浮兜风时，他的外长菲舍尔仍然在公开场合给他的中国同行李肇星上“人权课”，当时的德国总统、社民党籍的约翰内斯－劳也因为在北京与上海的大学中演讲时就人权问题发表宏论，被德国媒体视为壮举。但是，这些与施罗德不和谐的声音并没有给德中关系蒙上阴影；恰恰相反，即便是施罗德在哈瑙设施和军售竭尽问题上遭受重挫，也没有改变中国人对他的爱戴，他继续被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北京也为德中关系打了最高分。

其实，自从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用空中客车的订单换得法国人对中国的人权保持沉默后，人权问题就不再是欧盟与中国打交道时关注的焦点了。中国八九民运遭到镇压后，欧盟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措施本身就留有余地，不到一年之后除了武器禁运，其它制裁措施就纷纷失效了。九十年代前半期，欧美国家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诟病的确形成了极大的价值压力与外交压力，外交往来中，中国领导人对人权批评反应十分敏感，有时甚至甚至采取了过激的抵触行为。但是到九十年代后期，北京对人权问题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基于文化与历史相对论的人权辩护理论，西方各国也因为受到中国市场的诱惑，人权批评已经流于形式。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经济的崛起也带来了外交上的实力和自信，人权批评早已不能形成对中国的政治压力，中国领导人甚至开始用人权问题来调侃西方政治家。例如，今年二月德国新科外长施泰因迈尔访华，这位施罗德的前总理府大管家似乎仍然沿袭了对施罗德的忠诚，在北京对人权只字不提。中国外长李肇星在会谈后拍着德国外长的肩膀说：“现在轮到解决人权问题了－我们去吃晚餐！”施泰因迈尔一脸尴尬。

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首的第四代中共领导人由于没有文革和六四问题的历史负担，再加上有利的“国际大环境”，他们对来自西方的人权批评早已能够泰然处之。德国的黑森州州长科赫是达赖喇嘛近20年的老朋友，达赖喇嘛是科赫府上的常客，科赫本人也曾在去年亲府印度的达兰萨拉拜访西藏流亡政府。按理说，科赫应该算是北京的眼中钉。但是科赫不久前率领庞大黑森州经济代表团访华，在北京和上海受到隆重礼遇，统战部长刘延东主动约见科赫，为其讲解北京的西藏政策背景。这表明，北京面对西方的批评已经开始呈反守为攻的主动姿态。

因此，默克尔完全可以“丢下包袱，轻装上阵”，在北京大胆谈人权，而且北京也不会封杀默克尔的表现欲，甚至会视为这是一次双赢－默克尔在德国国内赢得了面子，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上赢得了心态开放的正面打分。

德国对华政策不大会变

默克尔当然会尝试在德国对华政策上打上自己的烙印，例如在人权问题上口气更为严厉，但只要影响两国间关系的框架条件不变，德国对华政策就没有什么作出实质改变的理由。

冷战之后，摆脱了意识形态影响的德中关系一直是以发展经济合作为主要内容，至今未变，八九年后短期的降温并没有带来实质影响。默克尔的政治“教父”、前德国总理科尔1993年访问北京并造访解放军军营，成为六四事件后第一位访问中国和主张尽快结束对中国封锁政策的的西方国家首脑。科尔开创了率庞大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的传统，他的继任者施罗德实际上不过是把这一传统发扬光大了而已。如今，默克尔的首次访华也是经济部长和一批德国公司老板们陪伴，可见默克尔至少在对华外交形式上无意标新立异。

目前，西方国家中德国无疑是与中国关系最良好的国家，这一良好关系的质量往往是用定期发布的统计数字来表达的，如德中贸易的持续增长等等。一般来说，由于缺乏地缘战略的直接影响，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对中国的安全战略意义不大，在可预见的未来内，德中以及欧中关系必然仍以经济往来为主线。只要这条主线不变，默克尔政府就没有现实政治的理由来主动破坏双边关系的这种稳定性。

德国外交部2002年提出的东亚区域外交构想中，提出“将中国融入国家共同体”是德国外交的政策的重要内容。随着中国在国际政治和全球化经济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这一思路对默克尔的大联合政府来说依然有指导意义。去年11月，即将取代施罗德出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在柏林会见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时表示，新的大联合政府无意改变对中国的政策。今年2月，为默克尔访华作准备的德国外长在北京也给北京吃定心丸，说德国对华政策将得到延续。

对华政策可有“第三条道路”？

仅仅以其辽阔疆域和众多人口，中国的迅速经济崛起就对世界政治、经济、能源与环境格局形成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更多的是把中国的崛起视为一种威胁，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也一直是游走于封堵与半心半意的战略合作之间。可以说，美国还没有真正推行过一种对中国进行融合的外交政策。因此，将中国这一新崛起的大国进行融合以稳定世界秩序的任务就多少要靠欧盟来挑大梁了，而且相对于美国，中国对欧盟更加信任，愿意同欧盟通过双赢战略形成能与美国单边主义抗衡的三极或多极格局。

然而，一个具有融合能力的和可持续性的对中国政策只能是以普遍人权价值体系为其构建基础。一个没有基本权利(其中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保障的强势中国肯定也不是中国人希望的发展目标，而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是保证社会持续稳定的前提条件。当然，对于西方工业国家来说，制定一个可行的、不在经济利益与人权促进作出选择的中国政策非常困难。但是，正是因为如此，一个对中国政策只有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才能称其为新的中国政策。默克尔要想在对华政策上有所实质突破，也是非常困难的。

西方的对中国人权外交缺乏有效性，在过去的10年里越来越成为一块掩饰经济利益的遮羞布和空洞的修辞。遗憾的是，这一事实导致了人们忽略了西方对中国人权批评的客观作用，那就是这一持续人权关注与批评对中国的确形成了价值压力，促进了中国社会价值观与世界的接轨。例如，没有这一压力，很难想象中国会重视死刑问题，将死刑判决权收回到高等法院。

对于基于自由民主制度的西方来说，也许他们还没有做好长期应对一个经济与政治实力强大、文化传统不同、社会逐渐多元开放但是政治上仍固守威权统治的大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有没有一个在封堵与无原则的融合之外另可选择与塑造的“第三条道路”？至少目前来看，这一问题显然是难有满意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