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台湾的香港记者：我被“幸存者的罪恶感”所包围
2022年1月26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 每当手机上出现与香港有关的新闻通知时，安妮塔总会没来由的感到恐惧。直到今日，她仍然清楚记得那个感觉，虽然那已是她刚搬到台湾时的事情。她在去年《苹果日报》被迫关闭后，辞去在香港的记者工作，搬到台湾。
她告诉德国之声：“我试图逃避有关香港的新闻，因为《苹果日报》的事件使我受到了相当重的创伤。即使我想阅读关于香港的新闻，我也会选择体育或娱乐新闻。”
由于担心自己与家人的安全，她要求德国之声不要使用她的姓氏。在她短暂的记者生涯，她目睹香港经历了巨大变化。从2019年“反送中”运动初期的和平游行，到理大围城，安妮塔说这些经历对她来说“已经够了”。
“一部分的香港历史被抹去了”
在这些经历中，对她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是2021年6月以来香港政府迫使一些知名独立媒体关闭的事件。在警方冻结价值230万美元的资产并搜查其办公室后，香港的《苹果日报》被迫关闭。《苹果日报》创办人与该公司几位高管都被警方逮捕，并根据《香港国安法》起诉。
在2021年12月，香港政府对另一家着名的网络媒体《立场新闻》进行了调查，逮捕了该媒体的几位董事与高管并冻结其资产。《立场新闻》也因此被迫关闭。在《立场新闻》关闭几天后，香港仅存的其中一间独立媒体《众新闻》也宣布停止运营，并对外表示《立场新闻》被迫停止营运是导致《众新闻》做出该决定的主要原因。
安妮塔表示，这些事件让她不知道今后该从哪些媒体获得真正与香港有关的新闻。她说：“这种情况让我感到非常难过。这些媒体的网站丶YouTube频道和社交媒体账户上的所有内容在停止运营后不久，便被删除。所有精彩的报道都被他们从互联网上消除了。这就像是一部分香港的历史的被抹去了。”
幸存者的罪恶感
独立媒体机构的迅速消失并不是唯一困扰安妮塔的事。作为一名前香港记者，她形容自己常常有一股深深的“幸存者的罪恶感”，因为其他还在香港的记者正试图弄清他们的下一步为何。
她说：“我担心我在香港同业的处境。他们在一周内就失去了工作，而他们之中有大多数人在这个行业工作了一辈子，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同时，我很幸运地能在台湾生活，所以当我从台湾看到他们面临生活的困境时，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
对安妮塔来说，台湾的高度新闻自由使香港记者能够继续他们的生活方式。她告诉德国之声：“至少台湾有一个自由的媒体环境，且这里仍然有人关心香港。台湾的新闻媒体持续报道与香港有关的议题，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很好的条件。当台湾人知道我曾经在香港当记者时，他们总是对我表示同情。”
安妮塔并不是过去一年中唯一移居台湾的香港记者。前香港电台的主持人曾志豪在2021年6月遭香港电台解雇后，在2021年7月于脸书发文表示，自己已移居台湾。
填补本地媒体机构留下的空缺？
部分专家也认为，台湾可以作为香港记者留在这个地区的理想基地。美国奥克兰大学的台湾新闻学者苏巧宁向德国之声表示：“台湾的记者享有亚洲最高水平的新闻自由，而台湾在地理位置上也靠近对新闻自由造成威胁的国家，所以这让台湾成为一个理想的前哨站。”
不过，苏巧宁也警告，台湾的媒体环境可能会使香港记者难以发出他们的声音。她解释道：“很明显，台湾有自己报道香港的角度，无论这些角度是支持中国或反对中国的立场。香港记者可能会发现，在这种分化的媒体环境中，他们的声音很难被注意到。”
随着越来越多香港当地媒体受到来自港府的压力，安妮塔认为海外的香港记者或许能创办属于香港人的刊物，填补本地媒体被迫关闭后所留下的空缺。她说：“即便香港记者要从海外报导这座城市，他们的报导内容仍会与外国媒体对香港的报道不同。他们会选择不同的角度，以及运用不同的词汇。比较大的问题是，我不确定香港人是否会因为订阅一个由海外香港记者创办的媒体，而被视为违反国安法。”
安妮塔说，她预计香港的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会变得与中国类似，也就是香港在地的记者试图以更隐蔽的方式报道敏感话题，而海外的香港记者则更大胆在报道中批判政府。
她说：“我认为，如果香港本地的记者仍能以隐晦的方式报道重要议题，这仍是非常重要的。让他们以这种方式不断测试政府的底线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海外的香港记者可以大胆地去关注与香港有关的敏感报道。”
台湾能否成为香港记者的理想基地？
苏巧宁认为，香港记者有可能透过与台湾以深度报道着称的媒体合作来让台湾成为理想的基地。她表示：“如果香港记者能与这些台湾媒体合作，他们可以提供具有更丰富背景的深度内容。这些内容会继续让香港议题受到讨论，并得到支持。”
虽然安妮塔认为台湾目前的情况对香港记者来说是理想的，但她对台湾的前景仍抱持些许疑虑。她说，政党轮替的可能性是让她产生质疑的主要原因。她说：“如果与中国更友好的政党在未来的总统大选中获胜，我不确定香港记者是否还愿意把台湾作为报道的基地。”
同时，安妮塔也不确定自己未来是否还想成为一名记者，因为她目睹了香港新闻自由迅速崩坏的过程。她告诉德国之声：“我需要花更多时间来考虑我的未来。既然我有幸来到台湾这样一个自由的地方，我应该尝试探索其他的东西，而不是把自己局限在新闻这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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