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法一年 香港的十个巨变
2021年6月30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一年前，北京引入《国安法》，特首林郑月娥多次保证只是针对“一小撮人”；一年后，香港在行政丶立法丶司法丶传媒丶教育等，几乎无一领域不受冲击，“红线”无处不在，撤离香港的人也越来越多。
短短一年间，香港为何被认为变得面目全非？德国之声整理出十个领域的数据和资料。
政治犯：117人被捕 “未审先关”成惯例
《国安法》生效一年，已经有至少117人被捕，包括95男22女，年龄介乎15至79岁，其中64人被检控。
当中不少人仅因一面旗、一张贴纸就遭逮捕。譬如一名挥动印有“香港独立”旗帜的15岁少女丶一名在自家窗外晾衣架挂着“光复香港丶时代革命”旗帜的40岁男子，以及一名在自家大门铁闸贴上引有“光复香港丶时代革命”春联及贴纸的37岁男子都被捕，据悉该男子是被邻居举报。
《国安法》鼓励告密，香港警务处国安处于2020年11月5日开设举报热线，截至今年5月10日，共接获超过10万则举报讯息。
除了针对一般市民，该法律也成为打压反对派的政治工具。今年2月28日，47名民主派人士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包括前立法会议员胡志伟丶尹兆坚丶林卓廷丶杨岳桥丶谭文豪丶朱凯迪丶毛孟静等，以及区议员如赵家贤丶岑敖晖丶袁嘉蔚丶张可森等，也有港大法律学院前副教授戴耀廷丶已经在囚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丶前立场新闻记者何桂蓝及民阵前召集人岑子杰等人。
47人当中，仅十多人获准保释，其馀大部分人还押候审，犹如“未审先关”。其中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是家中独子，他还押期间丧父，狱方却一反人道原则惯例丶拒绝他返家奔丧的申请，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哗然，他其后才获高等法院法官批准保释，短暂外出送殡。
因《国安法》被捕的亦包括多名新闻工作者，主要为壹传媒高层及主笔。其中，壹传媒行政总裁张剑虹丶《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集团创办人黎智英也被指违反《国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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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五名港人一个移民
官方称《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到治”，然而大量港人用脚投票，避走他乡。
香港入境事务处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7月1日《国安法》生效至2021年6月27日，香港居民在机场的入境人数为23万，出境人数为33.8万，净出境人数达10.7万。尽管这并不等同移民人数，但在疫情下净出境人数竟达到这个数字，很难不令外界引起联想。
香港民意研究所今年3月，曾访问约5,700名香港市民，有21%受访者表示有计划永久离开香港。若以香港750万人口计算，即有约150万人将会移民。调查显示，打算移民的并非只是“民主派”支持者，自认“非民主派”支持者的受访者中有14%也表示有意移民。
值得留意的是，调查中虽然有69%表示目前没有计划永久离开香港，但当中有42%称如果情况变差至不能接受，就会设法离开，无论任何情况下均不会离开的只有27%。
英国丶加拿大丶澳大利亚等国家陆续推出“救生艇”计划协助港人撤离，其中英国政府今年5月表示，来自香港的居留签证申请数量已达3.4万份，远超过来自欧盟的申请件数。
英国当局早前估计符合资格的BNO港人达290万，加上直系亲属人数达520万人，料未来5年将有25至32万港人移民英国。美国银行预计，港人移居英国会在2021年引发360亿美元的资本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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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警察治港丶17万公务员宣誓
《国安法》生效一年前夕，港府高层大换血。今年6月25日，在港府服务半世纪的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被免职，取而代之的是警察出身的原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原警队“一哥”邓炳强则晋升为保安局局长。
政务司司长是港府第二把手丶公务员之首，以往由富有决策经验的政务官精英出任，这是首次由纪律部队出身的官员出任，意味着武官凌驾文官，用人标准以忠诚和纪律压倒行政经验，一直严守政治中立的政务官（Administrative Officer, AO）因此失势。
“爱国者治港”理念也波及了整个公务员团队。港府去年底开始要求公务员以宣誓或签署声明形式，表态拥护基本法及效忠特区，当局更推动公务员到内地机关“挂职”，特首林郑月娥透露已与北京丶上海等地政府签订交流协议，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则预告，将引入规定要求公务员须在3年试用期修毕内地培训课程，才可获长期聘用。
这些措施引起公务员反弹，截至4月1日，有129人不理会丶拒绝签署或交回宣誓声明，港府内部也出现离职潮，根据公务员事务局资料，政务职系公务员在2020至21年度共有21人辞职，较上年度增加超过一倍，创近年新高，其中8人属首长级政务官。
至于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成立丶有数千会员的新公务员工会，今年1月也宣布解散，表示是“无奈但必要”的决定，也考虑到理事的人身安全及会员的资料。
立法：赶绝反对派 议会“人大化”
2020年11月11日，人大常委会及港府褫夺（DQ）杨岳桥丶郭荣铿丶郭家麒及梁继昌四人的立法会议员资格，隔天民主派其馀15名议员随即集体总辞抗议。这标志着香港议会“人大化”，沦为没有反对声音的橡皮图章。
2021年3月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改革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两个月后，香港立法会以40票赞成丶2票反对丶0票弃权，大比数三读通过《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是香港首次没有进行公众咨询的政改。
新选举制度大幅提高提名和参选门槛，包括增设“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将协助审查选举委员会丶特首及立法会参选人，是否拥护《基本法》丶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参选人不能对审查结果提出上诉或司法覆核。
立法会议席将由70席增至90席，但直选议席从以往的35席大减至20席，另外30席为功能组别，40席为新增的选委会界别，由同乡社团丶全国人大政协等亲中力量坐拥左右大局的权力。新法律又规定，任何人呼吁不投票或投白票，将要负上刑事责任，最高可判监3年。
香港民主被指瞬间倒退数十年，但北京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都强调是“完善选举制度”丶“堵塞漏洞”，又形容新制度有“广泛代表性”。
司法：普通法原则受冲击 外籍法官离职潮
尽管《国安法》重申《基本法》内的人权保障，但条文中“不受司法覆核”丶“不准保释”丶“闭门审讯”丶“没有陪审团”等规定，都颠覆香港普通法原则。
其中《国安法》第5条指“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但第42条又规定“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否则不得准予保释”，港大法律学院公法讲座教授陈文敏去年已质疑条文不一致。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也是因此条文不获保释，至今被关押近一年，其案例更成为先例，令其后被捕的47名民主派人士也难以获得保释。
《国安法》规定“特首指定法官”，亦冲击司法独立，而外籍法官也成为亲北京阵营的攻击对象。
《国安法》实施前，香港终审法院的23名法官中，有15名来自英国丶澳大利亚与加拿大的外籍法官，都属于非常任法官，这是根据《基本法》第92条“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应根据其本人的司法和专业才能选用，并可从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聘用”。
但在过去一年接连有外籍法官请辞或任期届满后离职，包括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施觉民（James Spigelman）及何熙怡女男爵（Brenda Marjorie Hale, Baroness Hale of Richmond）。后者本身是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她表明对《国安法》“充满各式各样疑问”。
掌管全港检控工作的律政司也爆发律师离职潮，2019到2020年有33人离职。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强调只属“自然流失”，律政司的离职率每年平均约5%，和整体公务员流失率相若，又拒绝交代离职人员的职级细节。
去年8月，在律政司服务25年的刑事检控专员梁卓然辞职，他在写给同事的电邮中强调，律政司应秉行公义，从不“力争定罪”（strive for convictions），反之应根据证据作相称检控，确保被告得到公平审讯和合理判刑。
传媒：香港电台丶《苹果》首当其冲
2021年6月23日，拥有26年历史的《苹果日报》因港府引用《国安法》冻结壹传媒集团资金而被迫停运，大批香港市民隔天在各区报摊大排长龙购买最后一份报纸，表达对该报的最后致敬，也是对香港新闻自由的集体哀悼，当天《苹果日报》出版创报以来破纪录100万份。
据无国界记者的新闻自由调查，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及地区当中，从2002年的第18位，跌至现时的第80位。
港府以《国安法》向传媒人开刀，多名壹传媒高层及主笔相继被捕，包括创办人黎智英丶行政总裁张剑虹丶周达权丶《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丶副社长陈沛敏丶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及两名社论主笔，其中《苹果》主笔丶英文版执行编辑冯伟光（笔名卢峯）是在香港机场被捕，他当时准备离港赴英。
警方又曾于去年8月及今年6月，两度突击搜查《苹果》总部，数百警员在编辑部任意翻开记者桌上的文件，并带走多台电脑及硬盘，引起传媒业界不安。
《苹果日报》倒下后，立场新闻丶852邮报等多家网媒纷纷下架部分内容，网媒winandmac也宣布撤出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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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公营广播机构香港电台已首当其冲被整顿，编辑自主原则饱受冲击。政治讽刺节目《头条新闻》率先遭停播，毫无传媒经验的政务官李百全今年3月上任后，更多节目在短时间内遭停播及在官方Youtube频道下架，探讨传媒空间的一集《铿锵集》被抽起，《铿锵集》编导蔡玉玲也因进行721元朗白衣人袭击事件的调查报道被警方拘捕，她是香港首名记者因采访查册获罪。
该台已出现离职潮，辞职的包括电台部助理广播处长周国丰丶电视部助理广播处长区丽雅丶公共事务组总监王禄霞丶《头条新闻》监制廖慧玲丶文教组节目主任兼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前主席赵善恩等。另有多名记者及节目主持不获续约或遭即时解雇，包括在721事件后促林郑月娥“讲人话”的记者利君雅丶前《头条新闻》主持曾志豪丶《自由风自由PHONE》主持兼资深传媒人区家麟等。
除了本地媒体，香港“亚洲外媒之都”的地位也受冲击。香港外国记者会（FCC）去年8月表示，多间外媒丶不同国藉的驻港记者都被拖延签证续期，形容是“非常不寻常”。行内传闻总数最少有十多人，涉及《纽约时报》丶《华尔街日报》丶CNN等。立场新闻曾引述消息指，香港入境处新设“国安组”审视外籍记者的签证，但入境处没有证实消息。
《纽约时报》已表示《国安法》为新闻制作带来不确定性，把亚洲数码新闻部门迁到南韩首尔，涉及香港约三分之一员工。
集会：六四晚会丶七一游行不再
有31年历史丶每年参与人以十万计的六四维园烛光晚会，在《国安法》时代走进历史。2021年6月4日，香港警方连续第二年以防疫为由禁止维园集会，并警告参加活动者可监禁5年。港警当天引用《公安条例》封锁维园11小时，维园空无一人，是32年来首次。
支联会多年来坚持“结束一党专政”作为五大纲领之一，在《国安法》下也卷入争议。中联办前主任王志民2018年前曾称该口号是“伪命题”，表示中国是实行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及政治协商制度，当时特首林郑月娥公开表示认同王的说法。
但时隔3年，现任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今年改称叫嚣“结束一党专政”者是香港繁荣稳定的“真正大敌”，林郑其后回应记者提问时没有正面回应该口号是否违反《国安法》，但表示不能当《国安法》在香港没产生任何变化，承认“这个是改变了的环境”。
至于自2003年开始由民间人权阵线举办丶一年一度的“七一游行”，也在《国安法》时代成绝响。民阵临时召集人钟松辉表示，在现时政治气氛下，加上警方将民阵定义为“无注册社团”，今后不会申办游行。
社民连丶天水连线丶守护大屿联盟等团体希望承接民阵传统，向警方申请七一游行，但警方也以防疫为由发出反对通知书。
教育：国安教育上路丶教师离职潮
今年4月15日，香港与中国内地看齐，引入首个“国家安全教育日”。当天教育局“强烈建议”学校升国旗丶唱国歌，更有小学生在警察学院拿着水枪，模拟在港铁车厢内镇压示威者，让人联想到反送中831太子站事件时警员拿枪镇压市民，相关图片引起全港震撼，也让不少香港家长感到不安丶加快移民步伐。
事实上，《国安法》第10条订明特区应当通过学校丶社会团体丶媒体丶网络等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提高守法意识。香港教育局已于今年2月至5月公布《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及15个科目的国安教育课程框架，迄今有8000多名中小学教师参加了相关的课程培训。
国安教育将渗入多个学科，例如小学常识科要教学生认识国旗丶国徽和国歌，认识大熊猫丶长城等代表国家的事物，并且认识“保护我们的人”，包括警察和中国解放军，也要知道《国安法》的四大罪名名称。而初中的中国历史科要教学生认识秦始皇建立的版图已包括香港；地理科须向学生展示中国领土及领海图，包括南海九段线；生物科要求学生了解中国政府的传染病防控政策等。
同一时间，高中通识教育科被“杀科”。该科目以往是高中必修科，强调培养批判性思维丶关心时事，但被北京和港府认为是激发学生参与社会运动甚至仇中情绪的源头。今年4月，香港教育局把通识科改头换面，改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在课程不同主题加入“国家”元素，而公开试成绩将只设达标与不达标，变相减低该科目的重要性。
教师除了要教国安教育，在校内的一举一动也饱受政治压力，不少人遭学生丶家长丶同事甚至校外人士匿名投诉，被举报的教师往往无法得知投诉的实际内容和字眼，却要向局方证明自己清白。
教育局截至4月底接获与社会动乱相关的269宗专业失德投诉，已取消3名教师注册，并向151名教师发出谴责信丶警告信丶劝喻信或口头劝喻。多名教师对德国之声表示授课时会自我审查，并要提防学生录音，甚至为了自保而退出WhatsApp的师生群组，直言师生间的信任已被彻底破坏。
香港教协5月发布一项调查，发现近1200名幼稚园丶中小学的受访教师及校长当中，有四成表示有意离开教育界，近两成有意辞职或提早退休，他们称“政治压力日增”。被问及何时会有实际行动时，11.3％表示已经或将会于本学年期间或结束时离职。
高等教育界也不能独善其身。香港民意研究所今年5月发表的调查发现，近六成人认为《国安法》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大，45%人认为大学管理层并无努力保障学术自由。而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在3月公布的“全球学术自由指数”，香港评分大幅下跌，仅获评Ｄ级，排名在柬埔寨之后，报告作者归咎于《国安法》令高等学府面临压力大增。
美国《大西洋》杂志今年报导指，港大有一名研究生举报至少两名教授涉嫌触犯《国安法》，多名教授在闭门会议上表示“失望丶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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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进入禁书丶禁片时代
香港曾有“禁书天堂”之称，但在《国安法》实施后，不仅有关中国官场的“政治禁书”绝迹，连香港本土的书籍也被下架。
香港公共图书馆分别在去年7月及今年5月，抽起多本书籍，包括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的《我不是英雄》及《我不是细路 : 十八前后》，前立法会议员陈淑庄的《边走边吃边抗争》，岭南大学中文系前助理教授陈云的《香港城邦论》丶《香港保衞战》丶《香港遗民论》等，旅美作家余杰的《卑贱的中国人》和《纳粹中国》，流亡作家廖亦武的《这个帝国必须分裂》，港大学苑的《香港民族论》，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的《我向霸权宣战》，时事评论员林匡正的《香港公民抗争运动史－挫败的三十年剖析》丶《香港公民抗争运动史2 中港对决》等等。
而在今年6月23日《苹果日报》被迫停运后，公共图书馆已下架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所有着作，以及所有《苹果日报》旧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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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法》也冲击影视创作，首先被刁难的是两部关于反送中运动的纪录片《占领立法会》和《理大围城》，后者放映前被中联办旗下《文汇报》 社评指称散播“仇视国家情绪”，有违《国安法》之嫌。电检处其后将该片评为“三级”，禁止未成年人观看，并要求在纪录片前加上警告字句，指片段内容“根据现行法例可能会构成刑事罪行”。
2021年6月11日，港府刊宪新修订的《电影检查条例》检察员指引，要求检查员顾及其“防范和制止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或活动的职责”丶“维护国家主权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共同义务”，如发现影片中对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及“认同丶支持丶宣扬丶美化丶鼓励或煽动该等行为或活动的内容”，应得出该部影片不宜上映的结论。这项新规定，标志着香港电影业百花齐放的时代正式结束。
商界：外资撤离 办公室爆退租潮
去年《国安法》立法前夕，香港各大企业及富豪家族铺天盖地登报表态支持，保持沉默的公司如汇丰银行则遭到前特首梁振英及官媒抨击。在压力下，滙丰透过微信公众号发文支持立法，集团亚太区行政总裁王冬胜更到“撑国安立法”街站签名，签名为简体字，有别于他平日的英文签名。这标志着香港在《国安法》时代，做生意也要作出政治表态，没有沉默的权利。
在《国安法》实施后，跨国科技公司率先宣布撤离香港。韩国科技巨头Naver把储存用户资料的备份服务器从香港迁往新加坡，并已删除所有在香港的数据。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宣布暂停在香港营运。Google和Facebook也都相继宣布，放弃兴建连接香港和美国的海底电缆。
外资金融机构也陆续撤出，包括全球第二大资产管理公司领航投资（Vanguard），于去年8月宣布在港交所的6只挂牌ETFs将退市，撤出香港的ETF业务，转往上海。驻扎香港15年的美国对冲基金Elliott Management，也关闭其香港办事处，有关职能将调往伦敦办公室，部份员工迁至东京。美国投资谘询公司万里富（Motley Fool）则在内部电邮表示，因《国安法》等政治因素，决定关闭香港分部，将资源投放至扩展全球业务。
另外，日本游戏企业索尼互动娱乐公司（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已将亚洲业务部迁移到新加坡，拥有Vans丶The North Face等知名服装品牌的美国威富公司（VF Corporation）也宣布，其在港营运25年丶拥有900员工的品牌营运中心将迁至上海，供应链基地转移至新加坡。欧洲奢侈品公司LVMH则宣布，将把轩尼诗（Moët Hennessy）酒业部门部分员工从香港调往新加坡。
外资撤出已造成退租潮，据戴德梁行统计，自2019年起，香港办公室空置率已创15年新高，退租空间有八成源自跨国公司撤离。
香港美国商会今年5月的调查显示，325家受访企业中有42%表示考虑或计划撤出香港，其中六成人称《国安法》令人不安 。在计划离开的会员当中，有3%表明打算马上离开，10%表示会在夏天结束前离开，15%表示年底前离开，48%打算在算3至5年内撤离。该会会长早泰娜（Tara Joseph）表示《国安法》条文模糊，商界不清楚“红线”位置，“外国势力干预”等说法也令外资感到不安。
香港美国商会前主席丶搬迁服务公司Asian Tigers Hong Kong行政总裁屈富明（Rob Chipman）透露，2019年以来，跨国企业高管迁入香港的搬家活动锐减一半，撤离香港的搬迁则增加了三成，其中很多是长居香港数十年的外籍人士，有些人本来想再等一下，希望香港局势改善，但还是要承认“也许是时候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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