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的文化革命

大约20年前，中国第一次召开关于西方疗法的研讨会。组织者问阿齐·哈戈是否愿意作为精神分析师参加会议，当时他认为这是一个很疯狂的主意。精神分析疗法一百多年前产生于西方，源自欧洲人的性格。然而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至深，千年来讲求秩序，顺从与和谐，近代百年又是血雨腥风的社会。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喘过气来。西方精神疗法能在中国适用吗？欧洲的公民思想根源于古罗马时代，强调自我认识，自我实现和个人自由，而这些传统根基都是中国所欠缺的。

但精神分析法与中国也曾有过一丝关联。清朝后期西学东渐，著名学者章士钊曾将精神分析法的创始人弗洛伊德的作品译为中文，并将精神疗法称为“心灵的剖析”。章士钊认为每个家庭的书架上都该放本弗洛伊德的作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弗洛伊德受到了冷落。西方思想被认为是毒害中国人民的，而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选集被尊为全中国人民的精神宝典。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学术界才开始重新认识弗洛伊德。那时精神分析法在中国尚未得到应用。

1988年阿齐·哈戈在中国遇到的人们处于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之中呢？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遭遇悲惨：监禁，下乡，受凌辱。大部分年轻人在孤独中度过童年，有些人曾当过红卫兵。他们都曾在精神上极度依赖毛，而如今他们品尝着苦果。所有人成长的过程中，都是由家庭或集体决定自己个人的命运，甚至婚姻也是如此。很多人由家庭或集体介绍而结合，为了承担对长辈和下一代的责任生活在一起，婚姻不是通过爱来维系的。文革中的很多婚姻由于双方学历差异而不幸福，比如受过教育的女青年却嫁给了农民。西方家庭中孩子对抗父亲的场景在中国几乎看不到。在受孔教影响的多代同堂的家庭中，个体依然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中国人的心灵成长过程中有及其强烈的耻辱感。一个孩子做错了事，会成为整个家庭的羞耻。害怕丢脸的畏惧感常常成为困扰中国人心灵的因素。

中国的精神分析师自身也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心理分析师作风很专断，他们强烈地控制病人，使之产生依赖感，然后完全按照自己的期望对病人进行治疗。而西方的心理医生则给病人一定的空间，注重个人自由，注意病人的感受，努力让病人通过自己的力量恢复健康。

面对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精神疗法在中国的“移植”是否有意义呢？学术界的答案是肯定的。但中国应发展适合自身文化的心理治疗形式，而不是照搬西方的。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个人主义盛行，中国也越来越重视个体。这无疑会带来对精神治疗法的巨大需求。

当今中国的独生子女承受着父母和祖父母辈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大多由祖母抚养长大，格外的宠爱令他们很难在现代社会养成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常常导致祖母辈与职业母亲之间的冲突。后者期望自己的孩子四岁时就能弹奏钢琴曲，说地道的英语。父母辈对子女的教育寄予了过高的成就期望，而祖辈则担心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礼仪道德的败坏。不同代人之间的思想冲突导致双方情感的伤害。

据估计，中国1.2亿人口中有两至三百万人需要接受精神治疗。并且人们对精神疗法的兴趣也与日俱增。尤其是中国大城市的发展，几乎重复了美国城市的模式，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被摧毁，孤独和艰辛侵袭了很多城市人的心。中国的个体为现代化转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