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自焚的呼吁没用”

（德国之声中文网）仁波切，您是格尔登寺的主持。那里从两年前开始，也是一系列藏人自焚事件开始的地方。您从1959年开始就过流亡生活。您在听到发生自焚事件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

很明显，人们觉得情况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把这种方式当作引起外界关注其境况的最后一种手段。我看到人们这样死去时，感到非常难过。

您作为该寺的精神领袖，怎样评价自焚事件？这是一种合适的表达抗议的方式吗？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一方面，这样的做法其实是一种攻击性行为，许多人都反对，从情感上也不予以支持。但是，我们也要尊重每个人做事的动机以及他们做出决定的自由。很明显，他们找不到其他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他们完全是自主做出了这种决定，奉献出他们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生命。这是人们必须认识到的。

您在过流亡生活的同时，能持续了解格尔登寺的情况吗？

通讯手段上当然有所限制。政府机关总是切断我们和当地通过互联网或者移动电话建立起来的联系。政府部门会没收当地居民的移动电话，检查他们都跟哪里通过电话。如果他们对外透露了当地局势的信息，或者发送了视频，就会受到惩罚。所以，我和当地的联系确实很受限制。尽管如此，藏人还是在努力让消息扩散，但经常要等到数天后才能到达流亡政府所在地。比如说，有一名格尔登寺附近的妇女3月13日自焚，但我4天后才收到了这条消息。目前的状况非常严峻。士兵有些时候会进入到寺庙。但就算他们不在那里，也会对寺庙进行监听，并安装了摄像头。中国政府的秘密警察试图弄清藏人的打算，并制造一种恐怖的氛围。

西藏最新的状况是，自焚者家属也会受到牵连。他们被送上法庭并接受审判。这是一个新的情况。今年1月30日，一位自焚高僧的亲属被判处死缓。也就是说，他被判了死刑，但缓期两年执行。到时候当局会评估是否可以将死缓变为终身监禁。与他一起被逮捕的还包括其他7名家庭成员。

您现在还能担当的起格尔登寺精神领袖的角色吗？

我没有直接的联系，也不能下达宗教指示，这些其实都是我的本职。但我仍然尝试在宗教问题上给出一些建议。

流亡政府给出的明确指示能够阻止自焚事件发生吗？

一些高僧，比如说噶玛巴仁波切（Karmapa Rinpoche）做出过相关表态。北京的博客作家唯色明确反对自焚。同时，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森格也不认可这样的自焚行动。但这些都没有起到抑制作用。我认为，他们所发出的呼吁不是针对自焚者，而是中国政府。我认为中国压迫西藏的政策是导致自焚事件发生的主因。如果这一情况不发生改变，藏人就会继续从事这种过激的举动。在这种情况下呼吁人们不要自焚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所以，我们主要向中国政府发出呼吁，希望他们反省自己的政策。而且这其中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流亡的藏人在无法给身处西藏的藏人想出更好的办法之前，他们到底是否有权利来指责自焚行为。

如果达赖喇嘛发出明确呼吁，也无法制止藏人自焚？

人们必须要整体看待这个问题。这是人们在抗议中国的政策。只要这种政策不被改变，呼吁也就没什么用。而且呼吁的对象也是错误的。我认为，达赖喇嘛也看到了这种关联。

北京刚刚迎来了新一届政府。您对新一届政府反省现有的西藏政策有何期待？

藏人对历届新政府都寄予过希望。到今天，他们已经经历了4届政府。在过去的几年中，许多中国人的境况得到改善，但藏人却不是如此。对于他们来说，打压的力度反而更大了。藏人当然希望新政府能改善现状，但是他们对此也持怀疑态度。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状况会有所放松，但对于西藏来说可不是如此。我们更寄望于西方社会能够不断的向中国政府施压。

这种压力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中国政府好像对此不屑一顾。

尽管如此，还是有必要保持施压的力度。藏人的人权从60年前开始就遭到侵犯。

您个人觉得，在有生之年回到格尔登寺的希望有多大？

我1959年和达赖喇嘛一道开始流亡生活。1985年的时候回去过一次，但后来又回到了印度的达兰萨拉。如果中国政府不改变政策，我重新回到格尔登寺的希望就很小。但我还是没有放弃这种希望。

采访：Mathias Bölinger 编译：任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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