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自焚的呼籲沒用」

（德國之聲中文網）仁波切，您是格爾登寺的主持。那裡從兩年前開始，也是一系列藏人自焚事件開始的地方。您從1959年開始就過流亡生活。您在聽到發生自焚事件的時候，是怎樣的心情？

很明顯，人們覺得情況已經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把這種方式當作引起外界關注其境況的最後一種手段。我看到人們這樣死去時，感到非常難過。

您作為該寺的精神領袖，怎樣評價自焚事件？這是一種合適的表達抗議的方式嗎？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一方面，這樣的做法其實是一種攻擊性行為，許多人都反對，從情感上也不予以支持。但是，我們也要尊重每個人做事的動機以及他們做出決定的自由。很明顯，他們找不到其他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訴求。他們完全是自主做出了這種決定，奉獻出他們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生命。這是人們必須認識到的。

您在過流亡生活的同時，能持續瞭解格爾登寺的情況嗎？

通訊手段上當然有所限制。政府機關總是切斷我們和當地通過網路或者行動電話建立起來的聯繫。政府部門會沒收當地居民的行動電話，檢查他們都跟哪裡通過電話。如果他們對外透露了當地局勢的訊息，或者發送了影片，就會受到懲罰。所以，我和當地的聯繫確實很受限制。儘管如此，藏人還是在努力讓消息擴散，但經常要等到數天後才能到達流亡政府所在地。比如說，有一名格爾登寺附近的婦女3月13日自焚，但我4天後才收到了這條消息。目前的狀況非常嚴峻。士兵有些時候會進入到寺廟。但就算他們不在那裡，也會對寺廟進行監聽，並安裝了攝影頭。中國政府的秘密警察試圖弄清藏人的打算，並製造一種恐怖的氛圍。

西藏最新的狀況是，自焚者家屬也會受到牽連。他們被送上法庭並接受審判。這是一個新的情況。今年1月30日，一位自焚高僧的親屬被判處死緩。也就是說，他被判了死刑，但緩期兩年執行。到時候當局會評估是否可以將死緩變為終身監禁。與他一起被逮捕的還包括其他7名家庭成員。

您現在還能擔當的起格爾登寺精神領袖的角色嗎？

我沒有直接的聯繫，也不能下達宗教指示，這些其實都是我的本職。但我仍然嘗試在宗教問題上給出一些建議。

流亡政府給出的明確指示能夠阻止自焚事件發生嗎？

一些高僧，比如說噶瑪巴仁波切（Karmapa Rinpoche）做出過相關表態。北京的部落格作家唯色明確反對自焚。同時，流亡政府總理洛桑森格也不認可這樣的自焚行動。但這些都沒有起到抑制作用。我認為，他們所發出的呼籲不是針對自焚者，而是中國政府。我認為中國壓迫西藏的政策是導致自焚事件發生的主因。如果這一情況不發生改變，藏人就會繼續從事這種過激的舉動。在這種情況下呼籲人們不要自焚是沒有多大用處的。所以，我們主要向中國政府發出呼籲，希望他們反省自己的政策。而且這其中的另外一個問題是，流亡的藏人在無法給身處西藏的藏人想出更好的辦法之前，他們到底是否有權利來指責自焚行為。

如果達賴喇嘛發出明確呼籲，也無法制止藏人自焚？

人們必須要整體看待這個問題。這是人們在抗議中國的政策。只要這種政策不被改變，呼籲也就沒什麼用。而且呼籲的對象也是錯誤的。我認為，達賴喇嘛也看到了這種關聯。

北京剛剛迎來了新一屆政府。您對新一屆政府反省現有的西藏政策有何期待？

藏人對歷屆新政府都寄予過希望。到今天，他們已經經歷了4屆政府。在過去的幾年中，許多中國人的境況得到改善，但藏人卻不是如此。對於他們來說，打壓的力度反而更大了。藏人當然希望新政府能改善現狀，但是他們對此也持懷疑態度。我個人認為，中國的狀況會有所放鬆，但對於西藏來說可不是如此。我們更寄望於西方社會能夠不斷的向中國政府施壓。

這種壓力已經存在了很長一段時間。但是中國政府好像對此不屑一顧。

儘管如此，還是有必要保持施壓的力度。藏人的人權從60年前開始就遭到侵犯。

您個人覺得，在有生之年回到格爾登寺的希望有多大？

我1959年和達賴喇嘛一道開始流亡生活。1985年的時候回去過一次，但後來又回到了印度的達蘭薩拉。如果中國政府不改變政策，我重新回到格爾登寺的希望就很小。但我還是沒有放棄這種希望。

採訪：Mathias Bölinger 編譯：任琛

責編：葉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