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与中国留学生“对簿”斯图加特

余华身穿一件深色的外套，灰色的裤子，脚上一双登山鞋。如同许多中年人一样，身体略微显出发福的趋势。坐在嘉宾席的余华满脸笑容地望着到场的读者。之后发现他常常习惯性地皱紧眉，脸上一副很专注的神情。如果是思考应该怎样回答提问，他的眼睛就会望向天。

读者1：您的小说《兄弟》中有一个“余拔牙”的人物形象，这和您自己的经历有什么关系吗？是不是就是您本人？

余华：有关拔牙技术方面肯定是我的经验，我当过5年的牙医。我以前没有在小说里写过有关拔牙的故事。第一次写一个拔牙的人物，我觉得是在开一个玩笑，所以把自己的姓给了他，给这个人物起名叫“余拔牙”。但是那个人肯定不是我。如果我要是写自己，肯定写成个英雄式的人物，不可能写得这么猥琐。那个人就是余拔牙他自己。（笑）

读者2：有人称您为“现代的鲁迅”，但是我在您最新的小说《兄弟》中已经读不到之前那么令人感动的东西了。这是不是和中国今天的现实有关？

余华：说到中国今天的现实是非常复杂的。人的思想很开放。我有一个英国朋友，在中国和日本都生活过很多年。他比较中日两国的情况得出结论，论政治自由，中国比不上日本；但是从个人自由方面说，日本人远不如中国人。中国人现在什么自由都有。但是个人的自由过度发挥也会带来些问题。我写小说《兄弟》，上部是讲文革时代，下部讲今天的生活。从社会形态来看，今天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文革造成的。文革是一个空前压抑的时代，当一个空前压抑的社会突然出现变化的时候，就很容易像今天的中国一样马上反弹出一个非常放荡的时代。就像如果让一个修女性开放的话，她肯定会变成一个妓女。这两个时代在西方可能相距了几百年，但是在中国却是紧密相联的。我写《兄弟》也只是从我的角度去写。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文革中度过的，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代虽然压抑，但是对孩子们来说却很安全。现在没有哪个家庭敢把一个7，8岁的孩子放到大街上一天不回家也不会担心。因此不能单纯地否定文革，从政治上，从社会体制上文革的时代是要被否定的，但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之间的凝聚力都比现在要亲近要高。今天的中国政治比过去开明，个人的自由度也不断加大，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陌生了，所以也不能全盘肯定今天的社会。

读者3：诸如村上春树之类的日本流行作家很喜欢生活在美国。您虽然每年都有出国的机会，但是为什么没考虑在国外长期生活？

余华：1998年，我和王朔、苏童还有莫言去都灵，当时米兰晚邮报的记者采访我们。记者知道那时候王朔在美国刚刚住了半年，就问王朔喜不喜欢美国。王朔说不喜欢。记者很吃惊问为什么。王朔说：“因为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这就是最重要的理由。（笑）他的回答也代表了我的回答。村上春树那一代日本作家英语说得很不错，虽然是日本腔，但是生活没问题。王朔在美国住了半年，住在洛杉机的华人区。导演张元去那看他，回来向朋友们描述王朔在美国居住地区的情景。他说，他和王朔在街边上喝茶，喝了一天没看见一个美国人，全是中国人。没听到一句美国话，全是中国话。他在那待了半年和在北京待一样，所以又回到北京。（笑）

读者4：您写的小说《活着》涉及的时间跨度很大，从解放前写到解放后。很多时期是您自己没有经历过的，这种情况下，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如何把握自己没经过的时代呢？

余华：这就涉及到生活经历对一个作家重要性的问题。我的感觉是，一个人和一份他终身所从事的工作相遇是一种运气。很多聪明而有才华的人始终没有实现他们本应该能达到的成就，我觉得是因为他们从事的只是他们以为适合自己的工作，实际上未必适合。我写小说也是一种机遇。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生活经历而是心理经历。关键是作家是否敏感到了，而不是他是否经历到了。法国作家普鲁士将早晨照进房间的阳光形容为插上羽毛一样。这就是一种敏锐。生活的价值就是让我们时时刻刻在感受它，而不是时时刻刻在消磨它。

读者5：为什么小说《活着》的书可以卖，但是电影却被禁？

余华：这也是很多西方人提出的问题。原因其实很简单，电影是广电部电影局来审查，小说是出版社的总编辑来审查。作者与编辑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谁大听谁的”。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是我听编辑的，现在变成编辑听我的。另外，出版社现在和企业一样，都面临经济压力。所以出版社只出卖得好的书，也会做一些“冒险”的事。中国现在每年出版20万图书，而电影每年大概只能生产200部左右。200部电影广电部电影局还有能力审完，但是20万册书中国的政府官员就是一起看也看不完。

读者6：作家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

余华：作家的生活其实最无聊。总是在家里呆着，但是也有它的好处，作为作家我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人，所有的时间都归我自己支配。1983年起我开始获得这种自由的生活。但是生活内容很枯燥。我的时间分配很简单，每天起来上网2小时左右，处理完信件之后就是读新闻，看的顺序是国际新闻、国内新闻、体育新闻和社会新闻。我看很多体育电视节目和纪实报道。接下去就是写作的时间。生活很枯燥。对作家来说，生活越枯燥，作品就越丰富。

读者7：您对李敖怎么看？

余华：我还是在这样的场合第一次回答这个问题。（笑）我问过10多个朋友，绝大多数人都是只知道他的名字却没读过他的书。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有些作家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但是知道他的都是读过他的书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怀念胡安.卢尔福的时候曾经说过：“伟大的作家都是这样，知道他的人都读过他的作品。”知道李敖的人很多都没读过他的书，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读者8：您的职业是作家，还是体制外的作家。以写作作为谋生的手段会不会让写作变成为写作而写作？

余华：83年我辞职，去年又再就业了。（笑）去年杭州文联聘请我去做专职作家，他们允许我不担任任何内外职务，医疗保险之类的问题也随之解决。（笑）我有10年没有写过长篇，给《读书》和《收获》写了很多随笔。我记得当时花两个月的时候写了7000多字的随笔，稿费只有400多块钱。大概有6，7年都是这样过的。但是《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在细雨中呼喊》每年都要印好几万册，它们的版税已经能让我生活得很不错了。中国大大小小的书店，卖了10年的《活着》，依然在排行榜上。如果一个作家前面有几部书每年都能够有一定的销量并且有版税保障的话，就可以保证他今后的写作自由。

读者9：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不是您的愿望？除了高行健，到现在还没有其他中国作家能够获得这个奖项的原因在您看来是什么？

余华：我可以给你两个回答。第一个回答还是引用王朔的话，王朔曾经在回答中国记者提出“为什么中国作家获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说：“因为中国的作家都去得茅盾文学奖了。”我觉得这个回答很妙，我也很同意他的回答。第二个是我自己的回答。我已经写了20多年的小说。我的经验是，一个作家应该把他全部的精力放在如何把这本书写好上面。这是他视力范围内的事。至于书出版之后读者是否喜欢，能否获什么奖都不是他能左右的。我的经验告诉我，除了考虑怎么把一本书写好以外其它什么事情都不用去想。

读者10：您怎样克服写作过程中的难关？

余华：我不太清楚你提到的难关指的是什么。但是在《兄弟》这本小说之前我写了另一部小说，可是到最后始终没有进入一个疯狂的状态。写《兄弟》上部最后一段的时候，我用了整整一盒纸巾擦眼泪。作者自己感动不了自己的话，就根本别想感动读者。刚刚开始学习写小说的时候也是觉得很困难，总是写不完。后来就越来越熟练。写作也有点像手艺活，刚开始做是废品多，慢慢地就开始成品多了。以后就几乎没有废品都是成品了。（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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