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气候女孩呼吁团结应对气候变迁
2020年10月9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 德国之声：身为一个气候变迁议题倡议者，妳怎麽看待习近平上个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所许下，中国在2060年前将达到碳中和的目标？妳觉得从现实状况来看，中国有办法如期达成这个目标吗？
欧泓奕：首先，我认为他的这个承诺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是中国第一个长期目标。之前中国政府的承诺只是到2030年，而且这次的2060年的目标，也是首个零碳排放的目标。有一些气候行动监察机构的研究表明，光是中国这个行动就可以让全球平均升温降低0.2至0.3摄氏度，这个承诺也是过去几年全球最强而有力的气候政策之一。
然而，我认为他提出的目标仍不够充分。就像欧盟最近也宣布在2030年，根据1990年的水平，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60%。虽然这项目标比之前的55%还好，但它仍然是个不充分的承诺。曼切斯特大学安德森教授 (Kevin Anderson) 在Ecologist这个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表明，中国在2025年前达到这个高峰，并且要在2050年前实现近零碳排放。
然而，中国现在的承诺是在2030年达到高峰，这与之前在《巴黎协定》当中的承诺是没有变化的。所以，中国政府的承诺并没有明显的进步。它虽然设下了2060年的这个目标，但它在短期或中期内仍没有一个进步的雄心。
第三点是，我认为2060年达到碳中和的这个承诺，仍是个比较表面的承诺。因为它仍然是在政治考量上，进行气候承诺的决策。中国进行这个承诺前，是九月份中欧峰会时，欧盟也敦促中国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并在2025年达成高峰。中国丶美国与欧盟是全球三大碳排放主体。
在欧盟提高它对气候变迁承诺的时刻，中国和欧盟联手提出这个值得批评的承诺。不过中国这麽做，能给美国增加压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承诺依然是非常虚假且表面的。中国并未领导了全球的气候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去年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说，2020年是对抗气候变迁的关键年。他说世界能否在2020年让对抗气候变迁的行动达到高峰，就可以决定全球平均升温能否控制在1.5摄氏度。
因为专家也说，如果中国的行动达到高峰能越接近2020年的话，世界能在2020年达峰的机率也越大。不过中国仍然将达峰的值设定在2030年，所以我认为这个政策仍然比较虚假与表面。
德国之声：有报导传出妳上个月底在上海举行一场“星期五为未来”的和平运动之后，与数名中国气候变迁运动者被当地警察带走并关了数小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整起事件的经过吗？
欧泓奕：首先，我认为我们在上海的这场行动与过往比起来，算是比较成功的。虽然有我们预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但我们仍然获得一些实战经验。在后续媒体报导中，我们也达到一些超过预期的效果。
我与中国的几位活动家9月25日都来到上海，在上海展览中心前进行了一个倡议。我们希望向公众传达气候与生态紧急状况的现状，以及如果气候危机维持现在这种速率恶化的话，在本世纪末将会有大概一半的人全部死去。这是曼切斯特大学教授的研究成果，而且中国的行动速度仍未达到中国政府于2015年在《巴黎协定》中许下的承诺。
我们在这个行动中更愿意与公众进行交流，然后到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去看看是否也有人意识到这样的状况，并愿意与我们一起行动。我们自制一些标语，并打印出一些资料，希望透过直接互动的方式与上海当地的人交流。
我们在上海展览中心倡议时，当地的保安有过来提醒我们。后来虽然我们将示威行动转移至附近，但保安仍打电话给当地的警方，警方也过来提醒我们。后来在上海南京东路附近，我们在准备倡议时，有保安过来要求我们离开，并把我们带到附近派出所。我们在派出所内受到训斥，部分活动家在派出所待了两个小时，其他则是待了约5个小时。
在里面，我们有被训斥，但并未被正式审讯。我在派出所待了两个小时后便离开，离开后我们没有继续进行示威行动。
德国之声：妳认为过去一年以来，在全球气候变迁示威行动受到公众大规模响应的情况下，妳觉得中国公众对于气候变迁相关议题的意识有越来越高吗？
欧泓奕：我觉得中国国内的情况没有明显变化，但仍有一些迹象可以看出中国人对我们的行动与气候变迁议题的关注在提高。但对于“星期五为未来”的运动发展来说，它直接的影响比较潜在。
我看到的迹象是在视频平台上，关于我们运动丶通贝里 (Greta Thunberg) 的行动还有气候危机的视频数量比2016至2019年间翻了数倍。通贝里的行动跟我们的运动在中国也引发了很大的关注。虽然公众大多是不理解这些行动，甚至批评我们的行动，但这仍然创造了很大的空间让人们去讨论气候危机这个议题。
此外，有些不是关注科普议题的博主也会藉由通贝里去讲气候危机的议题。由此可见，我们这个行动在中国还是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的。
德国之声：在中国国内对于民间组织的行动打压的力道开始加大的同时，妳透过过去一年多组织气候变迁相关行动的经验，有觉得中国仍然存在组织气候变迁相关行动的空间吗？
欧泓奕：我认为肯定还是有空间去组织相关的行动的，不然我也没有机会与媒体进行交流。我组织气候变迁相关行动至今约一年多，我觉得中国除了一线城市以外的地方仍有蛮大的空间去组织相关的行动。
像我在桂林的话，因为警卫的警戒状况都不是非常严厉，所以我在街上进行气候行动几乎不会有很大的问题，顶多保安会稍微提醒一下，我离开后也不会遇到什麽问题。
德国之声：当妳在中国试图组织气候变迁相关行动时，主要会面对到的困难是什麽？
欧泓奕：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运动组织者的策略及技巧。我最近在学习中国过去20至30年非暴力运动的历史跟一些经验，我发现很多社会运动的发起人或组织者对历史上的非暴力运动及非暴力运动理论的了解不深入，导致非暴力运动的网络不是很强韧。
这些运动也不够去中心化，而网络内的培训也非常少。这样的网络会变得很松散，面对越来越强而有力的打压，这些网络变非常容易被摧毁，这些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连结也会被打断。所以我觉得第一点便是组织者的质量，还有他们如何考虑行动的策略。
第二点，整个中国社会接收到中央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越来越强化。我认为这对组织气候变迁运动也产生一些阻力。我有一些同学非常关心环境，但是他们觉得像我这样透过非暴力运动来进行倡议的方法是比较违背他们价值观的行为。我认为他们会有这样的价值观，是因为中国在进行越来越强而有力的爱国主义教育。他们没有正确认识到，违抗不公正的法律本身就是建立一个公平社会必要的过程。
还有一点就是，公众对于气候危机的认知仍非常不够。这也是因为现在在广播丶电视丶报纸及学校等不同信息渠道中，我们难以看到关于气候跟生态紧急状况的讯息。如果我们一直在这样蒙蔽双眼的状况中，我们就无法对气候跟生态紧急状况产生最基本的了解。没有了解的话，我们也不会去关心相关议题。不会关心的话，我们也更不会去做相关的事情。
德国之声：那对于妳及其他在中国试图透过行动唤醒公众对气候变迁议题意识的行动者来说，妳认为你们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会是什麽？
欧泓奕：我们将准备在中国进行几十个巡回的演讲及培训，让人们能了解生态及气候紧急状况，并了解为何非暴力气候运动是唯一一种能收拾残局的方法。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当一个非暴力运动的参与人数达到总人口的3.5%，这个运动就不会失败。
所以我们在吸收一些过去中国历史上非暴力运动的经验，然后结合现在的状况，我们从过去的这些历史经验跟案例中，获得一些灵感与策略，并适应于当下的状况，看我们能一起做些什麽。我原本打算在今年12月31日前完成60个演讲，不过后来我们的计划有些调整，所以我现在还在规划。
德国之声：对于中国以及全球其他主要碳排放国的领袖，妳有什麽话想对他们说吗？
欧泓奕：我觉得各国领袖必须倾听科学，并在人类有史以来的生存危机面前，抛开所有的分歧，团结起来。人们已经开始觉醒，我们并不祈求他们去可怜弱势群体，因为我们深深知道历史上的每个改变，都来自于人民，而非这些统治阶级他们的同情。
我们这些人民已开始觉醒，而我们的力量会改变这个生态跟气候紧急状态的现状。对于中国国内的其他年轻人，我向对他们说，在这个历史的关键点，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应该肩负起时代的重任，即使我们的长辈已留给我们一个糟蹋的未来，但我们仍然应该抓住最后一丝的救命稻草，也就是现在2020年。我们应该从当下去行动，把这个当作一种首要的任务去做。
2020年对于对抗气候变迁来说是很关键的一年，我们能透过很多方式加入这个全世界青少年的运动中。每个行动都是给周边的人带来积极的影响，他们也是改变周围人的种子。这也会是在黑暗中散发出一束束小小的光芒。当所有想改变的心都团结起来的话，我们就能创造这样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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