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觀察：方方日記「客觀上可能被利用」
2020年4月22日
（德國之聲中文網） 「猶大——從蘇聯滾出去！」1958年，帕斯捷爾納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被蘇聯作家協會開除，蘇聯「小粉紅」上街遊行，高呼口號，要求將他驅逐出境。此前，他的小說《日瓦戈醫生》不能在俄國出版，輾轉到義大利面世。
我只是突然想起它來。一個作家因為寫作而被「祖國人民」辱罵，甚至迫害致死，這樣的故事太多了，是專制社會的家常便飯。我至今還記得年輕時坐在午後的陽光中閱讀《日瓦戈醫生》的情形。它緩慢而抒情地講述著人性、愛情與時代，為什麼成為作者的罪行？
我不希望聽見人們為方方的《武漢日記》辯護說，她寫得非常溫和，也肯定了政府抗疫的成就，謳歌了「正能量」。首先，這是對一部文學作品的污辱。其次，這種辯護是無效的。「新中國」的第一起大規模「文字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逮捕、隔離和停職反省兩百多人，清查兩千多人，其間的「罪證」又有多激烈呢，不過是領導和領袖不高興而已。
放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我們才不會對方方被圍攻的鬧劇驚詫莫名。也許正如胡錫進在和她的最新爭論中所說，「你被『打倒』了嗎？你不是都好好的嗎？……你總體上應當算是我們社會每一個時期的幸運兒。」他說得沒錯，在這樣的社會，一個作家出版日記被辱罵，而不是被「打倒」，已經算是幸運兒了。這讓人想起香港中聯辦前主任張曉明的名言：「你們能活著，已顯出中央的包容。」
從後殖民批評到「NMSL」
「五毛」作為一個詞，是網路时代的產物。但是，作為一種職業，則和專制權力一樣久遠。我還記得，1988年張藝謀改編自莫言小說的電影《紅高粱》從柏林捧回了「金熊獎」，很多中國人為之感到驕傲，同時也引發了持續的爭論。這部電影以及張藝謀後來的《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等作品，被認為展示中國的貧窮、落後和蠻荒中的生命掙扎，迎合西方文化中的東方主義審美趣味。「關注社會陰暗面」、「家醜外揚」、「被人利用」等「五毛」話語，在當時已經是被反復嚼過的牙慧了。
但是，「六四」前後的輿論環境，還是有很大的不同。跟現在「遞刀子」、「真是很惡毒了」、「吃飯砸鍋」、「NMSL」、「CNMB」這種粗鄙而功利的表達不一樣，當時主要的批評還是文化理論的討論，或者是披著文化的外衣，所謂後殖民批評理論。
當時的刊物出版和今天的網路生態大不一樣，很多粗話沒有地方罵出來。不過，我們也不能假想今天的中國網路是自由表達的空間。一切盡在官方掌控之中。即便是「五毛話語」，大多也是根據官方發布的底稿照本宣科。
一個顯著的變化是，即便認為「家醜外揚」，當時談論的主體也是中國文化或者中國人。而今天，方方受到攻擊的重點之一，是沒有謳歌政府的抗疫成就。給西方人「遞刀子」的意思，也是讓西方人利用來摸黑中國政府，攻擊專制體制！而在當時，張藝謀、莫言等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戴著反體制的光環而引人注目的。跟這個變化相關的是，此二人後來都成了體制的裝修工。
溫和的批評成了最刺耳的聲音
當時的人們無論如何想不到，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等詩句奠定反體制詩歌英雄的北島，會在三十年之後被年輕人用「NMSL」、「樂色」（意思是垃圾）來攻擊。同樣被鄙視為「樂色」的作家還有嚴歌苓、白先勇、張大春、高行健等等。
北島並沒有直接批評過現政權，只是貼出了一首關於苦難的詩歌。關心民間疾苦從來都被視為中國詩人的高尚人格。「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習近平在2014年的一次講話中，把鄭板橋這首詩解讀為對官員政績的謳歌。不僅如此，關懷民間疾苦也被官方壟斷。文人墨客再來吟誦，要麼就別有用心，要麼就用心良好但是「客觀上還是可能被利用」。
「 BBC此時播出杜甫的詩作，不知是何用意？杜甫是一個專注於社會陰暗面的詩人，『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就是他寫的。現在其詩作被翻譯成外文，雖然不能怪他，但客觀上還是有可能被利用。」網民寫下的這段話，與其說是諷刺，不如說是現實的寫照。這是模仿胡錫進的慣用邏輯。比如，他在談到方方的《武漢日記》時說，它 「不會是一般的紀實文學交流，它一定會被國際政治捕捉到。很有可能的是，在未來的風浪中，中國人民，包括那些曾經支持了方方的人，將用我們多那麼一分的利益損失來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單。」
圍攻方方，是因為她的話語還有傳播的空間。那些直接地、激烈地批評政府的人，比如陳秋實、方斌、李澤華、許志永、許章潤和任志強，公眾當他們不存在。 一段網路流傳的話語，說出了這種變化——
在消滅了尖銳的批評之後，溫和的批評就成了最刺耳的聲音，也會被消滅掉；在批評被消滅後，調侃又會無法容忍；在聲音都被消滅了之後，沉默又被視為無聲的反抗；接著就會要求讚美，然後再消滅那些讚美得不起勁的；最後掌聲無法停下來，因為先停止鼓掌的就會先被消滅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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