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林根縱火案廿載

（德國之聲中文網）"這樣的事也可能落到我的頭上"，查吉奇（Secil Cakici）說。"出於害怕我們躲到了地下室，之後幾個星期我每天都送兒子去學校。"庫拉克（Maide Kulak）這樣描述1993年索林根縱火案發生後的情形。

在德國生活了46年的查吉奇說："可人不能總是生活在恐懼中。"烏祖恩（Ayla Uzun）點贊同地點了點頭。這是索林根的土耳其婦女的一次定期聚會。不久前，國家社會主義地下組織（NSU）針對外國人的系列謀殺案開庭審理，又喚起了人們對20年前索林根縱火案的回憶。一個土耳其大家庭居住的樓房被點燃，5名女性在那場大火中喪生。職業學校教師烏祖恩當時就曾積極參與地方政治，她親身經歷了移民們在慘案之後的驚恐。這是到那時為止戰後德國發生的最嚴重的襲擊外來移民事件。由於害怕有人傚法，一些土耳其住戶在門牌上塗改了自己的姓名，讓孩子不脫衣服上床睡覺，以便在緊急情況下迅速逃生。很多人仔細研究了房屋的消防設施。

總是擔心會發生不測

每次發生波及土耳其家庭的火災，烏祖恩都希望原因不是縱火襲擊，而是房屋設備發生了技術故障。因此當她看到"花著納稅人錢"的政府部門在10年裡都未能偵破有種族主義背景的NSU系列謀殺案，感到極端失望。"我生活在這個國家能感到多安全？"這位在23年前參與創建工人福利幼兒園的女性問道。

德國人對伊斯蘭主義的恐懼

她早就決定加入德國國籍。庫拉克也已擁有德國護照，她12歲時就來到德國，她的父母為她請了一位私人教師教了她5年德語。儘管如此，這位如今的藥劑師助理說，還是常常感到自己像一個"伊斯蘭主義德國人"。烏祖恩也有類似的經歷，即會因為自己的外國名字、相貌、口音和宗教被歧視。"我自己不帶頭巾，但我不會像許多德國人那樣以這個標準判斷一個人。我們也反對極端主義。"烏祖恩說，"我憑自己的人格和能力為這個社會作貢獻，我不能為了讓自己被接受而更改名字。"

但名字卻是一個關鍵。許多土耳其人就是因為自己"非德國化"的名字受到歧視。查吉奇說："我兒子大學畢業後到處求職，每次都遭到回絕。後來他在求職材料上給出了一個德國名字，馬上就被邀請參加面試。"

索林根生活著來自130個國家的居民。"在德國出生的孩子中，40%都有移民背景。"烏祖恩說。德國的移民數量在增加，而德國也需要這些移民。烏祖恩說，現在到了該認真思考的時候了，思考如何能讓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不同族群更好地相處。"或許在某些部門定出一個外國人的最低比例，能幫助改善他們的社會地位？"

雙重國籍和穆斯林公墓

烏祖恩希望自己能擁有雙重國籍。因為如果她要獲得德國公民的身份就必須放棄土耳其護照，而這意味著放棄自己的一部份身份認同，這對她是一個很難下的決心。

吉萊（Aysun Giray）則希望德國有更多的穆斯林公墓。"我父親安葬在土耳其，可我不能去那兒。我希望自己能葬在德國，這樣我的孩子們如果想我了，可以常常來看我。"

在場的所有土耳其裔女性都希望，德國警察能更加細心警覺，憲法保護部門工作更有效，相關的立法更加健全，這樣"國家社會主義地下組織"所犯的罪行就不會拖了10年才被偵破。這一案件正在慕尼黑進行法庭審理。與會的土耳其女性對這一庭審不抱什麼期待。"目前為止發生的一切，對德國來說太難堪了。"烏祖恩說，在場的人都點頭表示贊同。

作者：Stefan Nestler 編譯：葉宣

責編：李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