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郭曉櫓：「寫作也關係到尊嚴」

（德國之聲中文網）德國之聲：大批難民湧入德國是這些天德國的大議題。您目前在瑞士居住，但從2002年起在倫敦安了家。看到英國和中歐國家是如何對待難民的，您有怎樣的感受？

郭曉櫓：我作為中國藝術家流亡歐洲。先在倫敦，後到柏林、漢堡和巴黎居住，現在，我作為客籍作家，來到蘇黎世。也就是說，我可以在歐洲生活，但我的境況仍是流亡人的境況，它意味著，我的作品不能在中國出版，目前，我也無法真正在中國生活。因此，您提到的難民這個議題於我並不陌生。在我最新的一部小說《我是中國》裡，很多都涉及失去認同者的漂泊，那種在被迫失去了家鄉後的連根拔起的生活和徹底的絕望。

歐洲目前的情況讓我感到很悲哀，但也很有意思。不過幾個月前，討論所圍繞的中心還是，歐盟是否還能像她過去那樣繼續存在下去，甚至有這樣的說法：這個聯盟可能會終結。現在，突然到處冒出這麼多難民，每天都發生新的事件。現在，討論所圍繞的議題不再是歐洲為何物，不再是歐洲內部事務，而是圍繞這樣一個議題：沒有邊界的歐洲。鑑於有這麼多內戰和難民，這麼多陌生者，不能不採取行動。我覺得，德國到目前為止表現良好。英國迄今則非常矜持。

義大利和希臘這樣的國家處於面對來自北非的大量難民的最前沿。不久前，我還到過義大利和希臘，瞭解到，那裡一直在討論難民問題。政府如何應對難民，如何處理這個新現象，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對社會來說，也是這樣。但是，在文化層面，—我當然是從一個作家和電影製作者的視角出發說這樣的話—這是對歐洲的一種令人驚訝的激勵。歷來為其文化遺產自豪的這個歐洲感覺受到了新現實帶來的極端挑戰。然而，它會使歐洲深思。這一境況也會給歐洲的自我意識造成大的影響。

德國之聲：您到英國後，很快學會了英語。您已用英語寫出了4部小說。您現在是英國作家，或者說，是英語中國作家。您是如何完成這一轉折的？

郭曉櫓：我想，自己是全球化移民運動的一部份。這是在過去10年形成的，是因躲避窮困、內戰、政治迫害而形成的運動。它同殖民時代沒有關係，那時是富裕的西方走向非洲，向第三世界輸出自己的「組織計劃」。現在的情況完全不一樣。

我完全是為了生存而學英語的。我無法在中國出書，不允許在那裡發出人們能聽到的聲音，—我還能有什麼選擇？我必須重新掌握生活，必須學習掌握自己的新語言—英語。我必須能夠寫出小說來，因為，只有寫作才能實現我的作家認同感。否則，我在西方就只是芸芸眾生中的一個，眾多難民中的一個。我想，這就是我和其他移民的不同之處。這裡，也涉及個人的尊嚴。作為移民，一個人或許可以成功逃離敘利亞，能夠在柏林生活。但是，如果不能在德國獲得自己的尊嚴，他就永遠不能重新獲得自己的認同感。我就有這樣的感覺，如果不能在西方繼續自己的工作的話，我就會是一個失去了聲音的人。

德國之聲：您與其他流亡作家有很多聯繫嗎？

郭曉櫓：我認為，尤其在倫敦，移民作家計劃似乎不如中歐那麼廣泛。原因是在於，後殖民時代作家，比如來自印度的作家，一直就是用英語寫作的。我所說的當然是上層印度人，他們總是用英語寫作的。或者，奈及利亞作家、加勒比地區作家，也都用英語寫作。如果把目光投向倫敦，那裡當然還一直有著後殖民時代文學，有新移民文學。像奈保爾（V. S. Naipaul）這樣的作家，情況就複雜多了，—他對兩種社會都提出批評。當然，他的文化認同與英國密切相連，但永遠都有著他的印度—加勒比背景。這就非常複雜了。

這些情況在我這裡都沒有。您瞧，我沒有像這些移居到英國來的作家們那樣的先天就有的歷史紐帶。這些作家幾乎都來自前殖民地。從某種角度看，作為一個來自中國的女作家，用英語寫作，在英國生活，相當孤獨，因為，我在我的作品中並不涉及殖民史。描寫那些殖民史已成為一個專門的行業，著作、家族傳說成了暢銷書，成了那些在他人之上流淚、洗涮自己的罪孽的人們的暢銷書。所有這些都不能為我所用。我總覺得，一種文學若能為世界各地的人們所擁抱，讓每一個人都能走上進入世界的自己的旅程，那才是更健康的。

德國之聲：您認為自己是異議作家嗎—與馬健類似？和您一樣，他也在倫敦生活？

郭曉櫓：情況是，我1970年代出生，成長於80年代和90年代。那正是中國向西方敞開大門的年代。侷限於作為異議人士寫作，是一種極悲哀、極受限制的境況。我對馬健、廖亦武和艾未未這樣的人非常尊崇。但是，他們比我大25歲，比我父親過世時還大。這一代人只能這麼生活。他們只能在政治的意義上生活。沒有政治鬥爭，他們就沒有認同。在我的小說《我是中國》裡，健這個人物就體現了這一點。他死了，就因為不再有他需要的那種政治生活了，因此，小說裡他只能自殺。

不過，這肯定不是我這一代人的情況。我屬於中國的新一代。我可以用兩種語言寫作。我在10年前離開中國後，我曾在5個國家生活過。我沒有這樣的感覺：為保持自己的認同，一定要讓自己成為政治殉道人。在某種意義上，我想，一個真正的大作家是超越政治討論的。我的理想和雄心可以是，作為這個世界的一公民，全身心參與政治討論。但是，藝術應該超越它，因為，只有那樣，藝術才能存在得更久遠。

德國之聲：您最新的小說《我是中國》非同尋常。她是鴻篇巨製。您可以解釋一下嗎，為什麼會選擇這部小說？

郭曉櫓：當我動手寫這部小說時，我就計劃著要將她獻給我心目中的一位大英雄：艾倫‧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我這樣痴迷於金斯伯格寫於1956年的詩作《美國》（America），對此，大家都十分詫異。還在少年時代，這首詩我就能倒背如流。以後，又有了倫敦的這個小小的嬉皮士樂隊，我在其中演奏尤克裡裡（一種夏威夷四弦撥弦樂器）。每一次演出，我都會彈一曲金斯伯格的《美國》。這首詩裡有一句是這樣的：「It occurs to me that I am America（我明白了，我是美國）」。這首詩的主題是國家和個體間的關係。它絕不是一種相互間的親愛關係。在這種關係裡，國家以美利堅的名義，首先要剝削個體。我想，這正是中國發生的現象。作為中國人，國家要我們，—但是，在中國，對作為中國人的我們，何處有真正的自由？我覺得，這首詩與中國的情況完全貼切。所以，我必須在小說的末尾用上它。我必須用《我是中國》作為書名，以同金斯伯格詩中的「我是美國」相呼應。

德國之聲：您的小說恰好於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25周年紀念日出版。您為什麼選擇這個日子？

郭曉櫓：這是出版社的主意。我根本沒有挑選出版日期。以為一個作家可以對一本書何時出版、或封皮用何種顏色施加什麼影響，這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若事關某書何時被介紹給公眾，即使是諾貝獎得主也一樣，沒人可以置喙。但是，如果拋開這一點不說，我不否認，的確有著某種聲援的意味。本書不涉及1989年，但書中描寫的那種情緒卻可以追溯到這一年去。那是整個世界都在呼喚民主化的一年。在德國，獲得了成功。在中國，我們失敗了。

德國之聲：您的看法是——至少可以這樣讀到——您認為，不僅存在著政治審查，也存在著一種商業審查。在何種程度上，這種商業審查影響了您的工作？

郭曉櫓：我不斷在批評西方的這種出版業和電影界的商業化，因為，我的工作同這個行業密切相關。我拍了很多電影，我所有的小說都是在西方出版的。每一次我都會同我的出版社發生爭議，同各種各樣的出版社，不論是德國的，英國的還是美國的出版社，都是這樣。一旦出版社方面向我提出對那些它們不喜歡的段落的修改願望，而只要這些修改願望同作品本身無關，而只是為了市場的考慮，那我就會抗拒。我總是在試圖保護自己。但另一方面，我也的承認，我是在用一種我不甚精通的語言寫作的作家，一種我從未系統性地學習或研究過的語言。因此，我的出版社10年來一直沒有放棄我，而是校正我的作品，幫助我修改我的每一本書裡都有的錯誤百出的英語，—而它們可都是些相當複雜的作品—就更讓人驚訝了。我想說的是，每一位作家都不得不屈服於那種商務審查，那是絕對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也想，如果你有足夠的雄心，足夠堅強，你甚至可以利用它。我自己就在利用市場。但我也完全清楚，我永遠都不會放棄。由於我是流亡在外的作家，我就必須發表作品。因此，我試圖用每一種可以想到的方式，以出版來保護我的作品。

除作為作家的工作外，您還拍電影。您目前也正在拍電影嗎？

郭曉櫓：今年還沒有。去年我的孩子出生了，所以，我現在不能外出太勤了。我過去一直相當快、有效率，每年都拍出一部電影，寫就一本小說。但後來一下子有了孩子，從那時起，一切就慢了很多（大笑）。現在，我對自己說，沒關係，說不定明年起就又會快些了。我女兒叫月月，就是月亮。她已經出名了，因為，每一次去參加文學節或作品朗誦會，我都得帶上她。您可以在柏林看到她。

郭曉櫓，1973年出生，在北京電影學院和倫敦國立電影電視學院學習。她的電影劇本雖然獲獎，但因中國國內的審查制度而不能拍攝。因此，她開始文學創作，併發表了多部相當成功、且被譯成多種文字的小說。2002年，郭曉櫓遷至倫敦。在歐洲，除繼續寫作外，她還拍攝了多部記錄片及故事片，其中包括與阿金（Fatih Akin）合作的片子，獲得國際電影節的邀請。2007年，她的英語處女作「A Concis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For Lovers《戀人版中英戀愛詞典》」問世。2014年，她曾作客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的柏林藝術家項目；一直到2015年11月，她都將是蘇黎世文學館駐會作家。

《我是中國》是她用英語寫就的第四本小說。德文版出版於2015年夏季。描寫兩名為自由而戰的情侶命運的這部書信體小說正契合本屆國際文學節的主題：流離失所的難民和庇護申請者的命運。

作者於9月16日在國際文學節上介紹該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