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流亡作家貝嶺

德國之聲：今晚的朗讀會很成功，現場氣氛融洽。美中不足是大部分的聽眾都不懂中文，無法與你直接交流。你對此做何感想？

貝嶺：這是很多海外流亡作家都面臨的一個問題。我個人非常希望可以講德語，因為我的書在這裡出版。

德國之聲：在你看來，德國人為什麼會對你的書感興趣?

貝：有幾個原因。其一是德國二戰時期流亡作家的這段歷史；其二，統一前的民主德國和當今的中國在政治控制、社會自由等問題上，有很多相似之處。另外，最重要的是（德國）出版社認為這個話題、這段回憶對德國有借鑑意義，願意出版。

德國之聲：你的書籍是否可以在台灣或者香港出版？

貝嶺：大部分時候可以，相比較香港，台灣出版的可能性更大。例如我關於劉曉波的這本書，還有我的文學會議錄，都是可以在兩地出版的。但是這些書的讀者寥寥無幾。大部分的香港和台灣的民眾對於我書中的話題以及這段歷史背景並不熟悉，所以沒有太大興趣。當然一個人得了諾貝尓和平獎，人們會對他感興趣，所以關於劉曉波的這本書，一直有人希望出版，但我個人的回憶錄就沒有那麼幸運了。曾經有出版社表示願意出版，但最終出版商由於政治上的考慮放棄了。另外，我始終認為，這些書最應該出版的地方不是台灣香港，而是中國大陸，這也是我並沒有為此積極奔走的原因。

德國之聲：德國將本年度的書業和平獎頒給了廖亦武，這對中國其他的流亡作家是否是一種鼓勵？

貝嶺：當然。我前天專門從貝爾格萊德來到柏林，同他見面，向他道賀。他的得獎對於很多海外流亡作家--包括很多從未有機會用外文出版的作家，是一種鼓勵，但更多的是刺激。廖亦武非常幸運，有機會出版非常多的書。文學性的書籍在國外非常難出版，很多流亡作家因此選擇寫政治性的書籍。廖亦武作品的有很強的政治元素，但同時文學性非常強，這非常不容易。這次廖亦武給我看了下個月要出版的關於的"天安門"的回憶錄，他也告訴我，他明年不會再寫類似的書了，德國市場上已經有太多類似的作品。他希望明年寫關於普通人的故事。

德國之聲：您至今為止最滿意的作品是哪一部？

貝嶺：從純文學角度上說，是我中英文對照的那本詩輯。政治角度上，我非常在乎只在台灣出版過的、關於前捷克作家總統哈維爾的《一個簡單的複雜人》。這本書講述了哈維爾和中國的關係，對於中國社會有一定的意義。另外，我最近在增加和改寫關於劉曉波的那本書，也非常期待它的英文版明年在香港和台灣出版。

德國之聲：你如何簡單概括自己的政治理想？

貝嶺：自由。出書的自由、說話的自由、創辦工作室的自由--完全的自由。在我的政治理想中，自由比民主更重要。沒有自由，根本就談不上民主。我是一個近無政府主義者。我對於政府沒有任何好感--包括民主制度下的政府，因為他們都會因為一些別的原因改變。政府是會被換掉的，自由不會。

採訪記者:馮海因

責編：葉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