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郭晓橹：“写作也关系到尊严”

（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之声：大批难民涌入德国是这些天德国的大议题。您目前在瑞士居住，但从2002年起在伦敦安了家。看到英国和中欧国家是如何对待难民的，您有怎样的感受？

郭晓橹：我作为中国艺术家流亡欧洲。先在伦敦，后到柏林、汉堡和巴黎居住，现在，我作为客籍作家，来到苏黎世。也就是说，我可以在欧洲生活，但我的境况仍是流亡人的境况，它意味着，我的作品不能在中国出版，目前，我也无法真正在中国生活。因此，您提到的难民这个议题于我并不陌生。在我最新的一部小说《我是中国》里，很多都涉及失去认同者的漂泊，那种在被迫失去了家乡后的连根拔起的生活和彻底的绝望。

欧洲目前的情况让我感到很悲哀，但也很有意思。不过几个月前，讨论所围绕的中心还是，欧盟是否还能像她过去那样继续存在下去，甚至有这样的说法：这个联盟可能会终结。现在，突然到处冒出这么多难民，每天都发生新的事件。现在，讨论所围绕的议题不再是欧洲为何物，不再是欧洲内部事务，而是围绕这样一个议题：没有边界的欧洲。鉴于有这么多内战和难民，这么多陌生者，不能不采取行动。我觉得，德国到目前为止表现良好。英国迄今则非常矜持。

意大利和希腊这样的国家处于面对来自北非的大量难民的最前沿。不久前，我还到过意大利和希腊，了解到，那里一直在讨论难民问题。政府如何应对难民，如何处理这个新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对社会来说，也是这样。但是，在文化层面，—我当然是从一个作家和电影制作者的视角出发说这样的话—这是对欧洲的一种令人惊讶的激励。历来为其文化遗产自豪的这个欧洲感觉受到了新现实带来的极端挑战。然而，它会使欧洲深思。这一境况也会给欧洲的自我意识造成大的影响。

德国之声：您到英国后，很快学会了英语。您已用英语写出了4部小说。您现在是英国作家，或者说，是英语中国作家。您是如何完成这一转折的？

郭晓橹：我想，自己是全球化移民运动的一部份。这是在过去10年形成的，是因躲避穷困、内战、政治迫害而形成的运动。它同殖民时代没有关系，那时是富裕的西方走向非洲，向第三世界输出自己的“组织计划”。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我完全是为了生存而学英语的。我无法在中国出书，不允许在那里发出人们能听到的声音，—我还能有什么选择？我必须重新掌握生活，必须学习掌握自己的新语言—英语。我必须能够写出小说来，因为，只有写作才能实现我的作家认同感。否则，我在西方就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众多难民中的一个。我想，这就是我和其他移民的不同之处。这里，也涉及个人的尊严。作为移民，一个人或许可以成功逃离叙利亚，能够在柏林生活。但是，如果不能在德国获得自己的尊严，他就永远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认同感。我就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不能在西方继续自己的工作的话，我就会是一个失去了声音的人。

德国之声：您与其他流亡作家有很多联系吗？

郭晓橹：我认为，尤其在伦敦，移民作家计划似乎不如中欧那么广泛。原因是在于，后殖民时代作家，比如来自印度的作家，一直就是用英语写作的。我所说的当然是上层印度人，他们总是用英语写作的。或者，尼日利亚作家、加勒比地区作家，也都用英语写作。如果把目光投向伦敦，那里当然还一直有着后殖民时代文学，有新移民文学。像奈保尔（V. S. Naipaul）这样的作家，情况就复杂多了，—他对两种社会都提出批评。当然，他的文化认同与英国密切相连，但永远都有着他的印度—加勒比背景。这就非常复杂了。

这些情况在我这里都没有。您瞧，我没有像这些移居到英国来的作家们那样的先天就有的历史纽带。这些作家几乎都来自前殖民地。从某种角度看，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女作家，用英语写作，在英国生活，相当孤独，因为，我在我的作品中并不涉及殖民史。描写那些殖民史已成为一个专门的行业，著作、家族传说成了畅销书，成了那些在他人之上流泪、洗涮自己的罪孽的人们的畅销书。所有这些都不能为我所用。我总觉得，一种文学若能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拥抱，让每一个人都能走上进入世界的自己的旅程，那才是更健康的。

德国之声：您认为自己是异议作家吗—与马健类似？和您一样，他也在伦敦生活？

郭晓橹：情况是，我1970年代出生，成长于80年代和90年代。那正是中国向西方敞开大门的年代。局限于作为异议人士写作，是一种极悲哀、极受限制的境况。我对马健、廖亦武和艾未未这样的人非常尊崇。但是，他们比我大25岁，比我父亲过世时还大。这一代人只能这么生活。他们只能在政治的意义上生活。没有政治斗争，他们就没有认同。在我的小说《我是中国》里，健这个人物就体现了这一点。他死了，就因为不再有他需要的那种政治生活了，因此，小说里他只能自杀。

不过，这肯定不是我这一代人的情况。我属于中国的新一代。我可以用两种语言写作。我在10年前离开中国后，我曾在5个国家生活过。我没有这样的感觉：为保持自己的认同，一定要让自己成为政治殉道人。在某种意义上，我想，一个真正的大作家是超越政治讨论的。我的理想和雄心可以是，作为这个世界的一公民，全身心参与政治讨论。但是，艺术应该超越它，因为，只有那样，艺术才能存在得更久远。

德国之声：您最新的小说《我是中国》非同寻常。她是鸿篇巨制。您可以解释一下吗，为什么会选择这部小说？

郭晓橹：当我动手写这部小说时，我就计划着要将她献给我心目中的一位大英雄：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我这样痴迷于金斯伯格写于1956年的诗作《美国》（America），对此，大家都十分诧异。还在少年时代，这首诗我就能倒背如流。以后，又有了伦敦的这个小小的嬉皮士乐队，我在其中演奏尤克里里（一种夏威夷四弦拨弦乐器）。每一次演出，我都会弹一曲金斯伯格的《美国》。这首诗里有一句是这样的：“It occurs to me that I am America（我明白了，我是美国）”。这首诗的主题是国家和个体间的关系。它绝不是一种相互间的亲爱关系。在这种关系里，国家以美利坚的名义，首先要剥削个体。我想，这正是中国发生的现象。作为中国人，国家要我们，—但是，在中国，对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何处有真正的自由？我觉得，这首诗与中国的情况完全贴切。所以，我必须在小说的末尾用上它。我必须用《我是中国》作为书名，以同金斯伯格诗中的“我是美国”相呼应。

德国之声：您的小说恰好于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25周年纪念日出版。您为什么选择这个日子？

郭晓橹：这是出版社的主意。我根本没有挑选出版日期。以为一个作家可以对一本书何时出版、或封皮用何种颜色施加什么影响，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若事关某书何时被介绍给公众，即使是诺贝奖得主也一样，没人可以置喙。但是，如果抛开这一点不说，我不否认，的确有着某种声援的意味。本书不涉及1989年，但书中描写的那种情绪却可以追溯到这一年去。那是整个世界都在呼唤民主化的一年。在德国，获得了成功。在中国，我们失败了。

德国之声：您的看法是——至少可以这样读到——您认为，不仅存在着政治审查，也存在着一种商业审查。在何种程度上，这种商业审查影响了您的工作？

郭晓橹：我不断在批评西方的这种出版业和电影界的商业化，因为，我的工作同这个行业密切相关。我拍了很多电影，我所有的小说都是在西方出版的。每一次我都会同我的出版社发生争议，同各种各样的出版社，不论是德国的，英国的还是美国的出版社，都是这样。一旦出版社方面向我提出对那些它们不喜欢的段落的修改愿望，而只要这些修改愿望同作品本身无关，而只是为了市场的考虑，那我就会抗拒。我总是在试图保护自己。但另一方面，我也的承认，我是在用一种我不甚精通的语言写作的作家，一种我从未系统性地学习或研究过的语言。因此，我的出版社10年来一直没有放弃我，而是校正我的作品，帮助我修改我的每一本书里都有的错误百出的英语，—而它们可都是些相当复杂的作品—就更让人惊讶了。我想说的是，每一位作家都不得不屈服于那种商务审查，那是绝对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也想，如果你有足够的雄心，足够坚强，你甚至可以利用它。我自己就在利用市场。但我也完全清楚，我永远都不会放弃。由于我是流亡在外的作家，我就必须发表作品。因此，我试图用每一种可以想到的方式，以出版来保护我的作品。

除作为作家的工作外，您还拍电影。您目前也正在拍电影吗？

郭晓橹：今年还没有。去年我的孩子出生了，所以，我现在不能外出太勤了。我过去一直相当快、有效率，每年都拍出一部电影，写就一本小说。但后来一下子有了孩子，从那时起，一切就慢了很多（大笑）。现在，我对自己说，没关系，说不定明年起就又会快些了。我女儿叫月月，就是月亮。她已经出名了，因为，每一次去参加文学节或作品朗诵会，我都得带上她。您可以在柏林看到她。

郭晓橹，1973年出生，在北京电影学院和伦敦国立电影电视学院学习。她的电影剧本虽然获奖，但因中国国内的审查制度而不能拍摄。因此，她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了多部相当成功、且被译成多种文字的小说。2002年，郭晓橹迁至伦敦。在欧洲，除继续写作外，她还拍摄了多部记录片及故事片，其中包括与阿金（Fatih Akin）合作的片子，获得国际电影节的邀请。2007年，她的英语处女作“A Concis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For Lovers《恋人版中英恋爱词典》”问世。2014年，她曾作客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柏林艺术家项目；一直到2015年11月，她都将是苏黎世文学馆驻会作家。

《我是中国》是她用英语写就的第四本小说。德文版出版于2015年夏季。描写两名为自由而战的情侣命运的这部书信体小说正契合本届国际文学节的主题：流离失所的难民和庇护申请者的命运。

作者于9月16日在国际文学节上介绍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