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抗争者: 我们在对抗的是极权主义

过去几天，《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成为在香港大街小巷最广为传唱的歌曲之一，而在周日反逃犯条例游行的现场，香港知名社运人士朱耀明律师一如往常的在湾仔站外， 用麦克风唱这首歌来替准备参与游行的民众加油打气。 自1989年起，朱耀明便在香港一连串的社会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包含参与秘密营救超过400名中国民运人士的“黄雀行动”。

当被问到现在的社会运动与早些年有何不同，他告诉德国之声在香港回归前，示威者与政府是能够进行协调沟通的，但在回归后，香港政府便不太愿意与示威者进行沟通。 他说: “过去几年来，香港政府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 林郑月娥周六在记者会中的言论便是个很好的例子。 只顾着感谢亲中派的议员跟中国政府对她的支持，但是她完全没有要提到一百多万香港人民的诉求。 简单来说，香港人的诉求在她眼里什么都不是。 ”

朱耀明指出，当一个香港特首不将香港人民的诉求纳入考虑时，人民当然不会全力支持她。 他说: “林郑月娥大的缺陷就是她听不到人民的诉求也看不到人民的需要，她只看得到权力。 ”

朱耀明回顾，现在的香港与回归前的香港最大的差别便是，政府不但不再听取人民的意见，还不断通过一些威胁到香港人的生活、自由跟人权的法律。 他说林郑月娥现在管理香港的方式便是透过各种法律来控告反对香港政府的人违法，让他们去坐牢。 此外，如上周三的警民冲突所显示，香港政府近年来在驱离抗议民众时，也开始动用大量警力。

朱耀明强调: “这样的做法与以往是有很大不同的。 以前我们示威游行时，政府都是很讲道理的在管制，但现在的政府完全不讲道理在管理人民跟香港社会。 ”

朱耀明说，面对香港政府这样的转变，这次的反逃犯条例游行代表香港人民对集权主义的大反抗，并强调香港人不能再让极权主义继续侵蚀香港人原有的自由与权利。 他向德国之声坦言: “我不知道香港人民还有几年能这样上街示威，因为这一切都取决于政府的施政方向跟政策。 如果香港政府的政策是违反人民意愿的，那当然我们就是要反抗。 ”

不少西方媒体在周六林郑月娥宣布无限期暂缓逃犯条例相关的立法工作后，将这个消息称为香港人民的一大胜利。 但是在朱耀明眼中，这并不算是真正的胜利，因为香港政府仍没有响应人民的意愿，所以才会有许多香港人仍选择在周日上街示威。 他说: “我们老一辈现在这样上街示威是为了香港的下一代，而我们也看到不少香港下一代开始自发性的加入街头抗争。 他们必须这么做，才能有机会确保这些权益到他们长大以后，都仍然存在。 ”

“垂死前的呻吟”

与朱耀明比起来，刚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龚志业仍算是个刚起步的社运参与者。今年21岁的他自大学开始才比较主动参与社会运动，而对他来说，逃犯条例是个可能危害香港人生活模式的法案。 他告诉德国之声: “这个逃犯条例的修正草案已威胁了我们的人权与自由，而因为很多香港人都不信任中国的司法制度，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站出来反对这个法案。 ”

虽然龚志业在参与这次反逃犯条例的示威活动中，有得到朋友与家人的支持，但他说身边仍有不少人提醒他要考虑到比较激进的抗争模式可能带来的风险。在目睹了许多香港年轻人因2014年雨伞运动的结果而感到失望与无助后，龚志业说他透过这次香港政府对反逃犯条例抗争所做出的响应，理解到和平的抗争没办法真正影响极权政府。

他告诉德国之声:“这次的反逃犯条例游行就像是死前的最后呻吟。 我了解到为了迫使政府撤除逃犯条例，我们必须将抗议活动升级。 虽然我认为抗争仍能对政府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我不认为我们惯用的抗争方式足以让我们与极权政府抗衡。 ”

对龚志业来说，香港政府周六的决定代表他们未来仍有可能重启与逃犯条例相关的立法程序，但即便如此，他仍因过去一周香港社会在这个议题上展现出的社运动能，而对香港的社会运动重新燃起了希望。 他说: “在六月九号的游行前，我其实是蛮悲观的，但是在经历了过去一周的多场大规模示威后，我又再度燃起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