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抗争就是“国民教育”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内地官方媒体接连不断地为民国教育保驾护航。先是《环球时报》发表评论，称国民教育帮助香港年轻人扩大视野，并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香港国民教育争议最终结果只能是‘中国的胜利’，那些抗议者如果只追求他们自己的胜利，大概是不现实的。”今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又发表文章说，推行国民教育帮助香港年轻人了解国家，“年轻人了解并认同国家，才能正确理解国家政策，摆正位置，抓住机遇，为了年轻人的未来，现在的努力没有错。”

这场抗争的结果，真的如《环球时报》所言，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吗？或者说当局强制推行了国民教育，就一定是“中国的胜利”吗？

所谓国民教育，就是自本学年起，香港当局在原有德育课程上增加国民教育内容。根据已经曝光的教材内容，该课程沿袭了中共在内地进行的爱国爱党教育，以民族主义观念阐释历史文化，而且通过谎言建构“中国模式”的光环。香港反对人士称之为“洗脑”教育。

无论是早前香港中联办官员宣称“洗脑是必要的”，还是《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的辩护文章，都提到国民教育在西方国家普遍施行，只是形式不同而已。这种言必称“西方”的态度让人觉得怪异，因为一说到民主自由，这些官员和媒体都曾表示“坚决不搞西方那一套”。而西方的所谓“国民教育”，是跟他们的政治制度、言论环境和人权观念密不可分的。

这种出尔反尔的逻辑，在中国舆论中反复出现，甚至有相当大的市场。比如，如果你主张应该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给底层民众多一些福利，马上有人批驳说：中国人口太多，每人多一点点福利，都会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社会无法负担，所以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但是，说到官员腐败，他们就不会说，中国官员太多，每人多贪一点点，都会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社会无法负担，所以只能比西方的官员更清廉。相反，《环球时报》还主张说，中国民众要容忍官员“适度的腐败”。

再说，这些官员和媒体一再笼统地说到“西方国家的国民教育”，但从来没有解释过其具体内容。《人民日报》提到的“形式不同”，如果是指是否强制灌输、是否以谎言为基础的话，那已经是很大的不同了。

的确如此，近代以来的世界政治，都建构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西方大多发达国家，都进行过各种不同的“国民教育”，甚至也有过爱党爱国爱领袖的“党化教育”。但是，“二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的现代化之路，基本上都是在反思和解构前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的泥沼中行进。如果说反思也是一种重构，而且通过重构更加巩固了对本国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认同的话，那也是在思想自由、媒体开放、文化多元、政治民主的前提下，不断地抗议不合理的制度、推翻不满意的政府、修改不正当的文化的过程中完成的。

《人民日报》评论说，“缺乏明确国家认同和文化归属感，青年人无法真诚地参与社会决策的讨论与推进，现代国家也不可能健康地发展，这早就是公共的认知”。且不说这种前现代的民族主义论述早就是公共的疑问，即便承认国家认同和文化归属的重要性，而且真诚地让他们找到了这种认同和归属，那么必然地，他们一定会站出来，反对控制思想的媒体、扼杀文化的教育、剥夺公民权利的政府和贪污腐败的官员。而现在，参加维园“六四”晚会、声援刘晓波的“零八宪章”和反对国民教育的香港青年，做的正是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专制政权号召人民爱国时必然遇到的矛盾。当年身为反对党的中共，鼓动民众反对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时，给自己贴上的就是“国家认同（爱国）”的标签。

香港的这场抵抗运动至关重要。中共在内地进行了六十多年的“国民教育”，其成果举世昭然。受此教育者的视野不仅未能扩大，而且多半变得封闭偏狭。即便在资讯爆炸的新媒体时代，很多年轻人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看到的仍然只是“爱国”、“汉奸”、“中国的崛起”、“西方的阴谋”等几个有限的字眼。而那些真正有机会“扩大视野”的权贵阶层，纷纷移民国外，其国家认同和文化归属何在？如果把这套教育成功地推到香港，那么香港人也会如此，底层民众被蒙上眼睛，上层权贵得过且过，中国内地则少了一个思想透风的窗口。

好在既然这场运动已经开始，就不可能如《环球时报》说的那样，“最终结果只能是‘中国的胜利’”。这种抗争的过程，才是真正的“国民教育”。受此教育的年轻人，只会对民主政治下的思想自由和文化多元产生更多的认同。

作者：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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