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与距离：中德文化大不同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个人隐私和公共监控等关键生活领域中，中德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我自一年前开始以上海纽约大学学术人员的身份在上海生活。父母和我都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我们来自一个人口约500万人的热带城市国家。当我来到人口逾2600万人的上海时，着实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中国式的自我概念。

此前我曾在德国大学学习过一段时间，并在暑假时在波恩的德国之声实习。这段经历让我习惯了另一种思维模式。

汹涌的人潮

生活在上海的人口总数约为柏林的7倍。每一个小角落都被充分利用。这座城市如同一头巨兽，其交通更令人望之生畏。中国各地的年节及假期统一，使所有地区的工作时间一致，但也造成节假日期间人潮大规模的流动。

地铁站设立了控制人潮的围栏，画面看上去就像牧场般。由于大量民众同时间在外活动，摩肩擦踵的人潮使人与人之间无法维持空间距离。在我刚抵达德国弗莱堡时，曾经参加为交换生举办的迎新活动，学习"在德国公共空间的礼仪"。活动的目的是让我们了解不成文的德式礼节。其中一条指出，在公共场合中要随时与其他人保持一臂的距离。

在中国的情况则相反，如果两人之间存在一臂距离，几乎是在向第三人发出插队的邀请。尤其是在交通繁忙的巅峰时刻，地铁中与人"肌肤相亲"几乎无可避免。当我在德国生活时，若不小心踩到他人的脚会立即道歉，但同样的情况在中国却不会有人在意，甚至不期望你道歉。

在上海的街道上，行人必须与骑着电动踏板车赶路的外卖送餐员共用人行道。送餐员骑着无声的踏板车鲁莽穿梭在行人中。习惯秩序的德国人若看到这一幕，大概会不认同地摇头。在德国的日常生活中，我需要时刻注意的是是否与人保持足够距离。

德国人的震惊

另一个中德之间的根本差异是对监视摄像头的看法。当我的德国友人听说，在上海的公园中-这种应该用于休闲放松的地点-甚至会被加强监控，令他们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而中国的监控系统预计在2020年扩大至5.7亿枚摄像头。

德国的监控摄像头总数不详，通常装设在繁忙的地区。根据《世界报》报道，2017年柏林共有1万4700枚摄像头，不来梅则只有109枚，是受到最少监控的城市。《世界报》指出，各地的车站约装设了6.4万摄像头，而德国五大机场的摄像头总数则为1730个。

违规停车？

为了完善监控网络，中国政府目前正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政府观察公众在公共场合中的行为并给于信用分数。评分项目包括付款行为、消费习惯、是否违规停车或闯红灯，当然还有对党的忠诚度。民众会依照个人表现获得高低不等的评分，不遵守规范者将被禁止旅行或无法获得银行贷款。高分者则被鼓励结交其他高分者，以提高信用评分。

阿里巴巴、携程、华为、腾迅等企业通过旗下手机等方式搜集到的客户信息，成为了中国政府的庞大数据库。个人的饮食偏好或闲暇及假期的活动-这些数据都是能挖掘出个人行为模式的宝矿。中国民众因此积极按时支付帐单并遵守法规。

个人隐私vs安全

德国的法律系统则帮助民众保护个人隐私。德国的16个联邦州都设有数据保护局，《基本法》的第十条也明文写道："书信、邮政及电讯秘密不可侵犯。"但我认识的许多中国人并不重视这项隐私，他们愿意以个人隐私交换政府承诺的舒适与安全。而在德国及西方国家中，乔治·奥威尔在其小说《1984》中的名句"老大哥正在看着你"几乎是监控的代名词。但正是这样的监控令许多中国人感觉心安。

作为在中国的外来者，我也无可避免的加入被监控的行列而且必须尽力调适，如同适应糟糕的空气品质那般。回想起在柏林和弗莱堡几次被骚扰的经历，我更能将监控视为一种能赋予我安全感的工具：如果真的发生意外，至少警方能通过监控摄像找到犯人。

当然我并不希望一个国家以饮食、购物地点等含糊标准衡量我个人的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