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德国：袖珍欧洲

（德国之声中文网）斯特拉斯堡是德法混血儿。以色彩斑斓的木框架房屋著称的“小法兰西”城区与富丽堂皇的“新威廉城”毗邻，好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不过，在这和谐的外表下面是德法关系史上一个血腥的篇章。我给女儿们讲起那个贪玩儿的阿尔萨斯男孩儿弗朗士。他在1871年温暖的一天，听到画眉在树林边宛转地唱歌，本想旷课去森林里闲逛，后来还是管住自己去了学校，却得知今天是最后一节法语课。

近一百年来，都德的“最后一课”在中国成为文学和爱国教育的必读。中国人顺带得到了邪恶的德国人和可怜的法国人的印象。

在伊尔河的游船上，导游告诉我们，阿尔萨斯人在1940年第二次被德国人禁止讲法语。“可怜的法国人”，女儿们不禁叹息。我知道，邪恶德国人和可怜法国人的划分有失偏颇。为了阻止普鲁士的崛起，法国人也是不择手段。德法在欧洲争霸的结果是两次世界大战。而苦难最深重的正是阿尔萨斯人。在短短80年的时间里，他们的国籍更换了四次。

一个德裔法国人的绝妙主意

罗伯特-舒曼是他们当中的一个。1886年出生于卢森堡的舒曼随阿尔萨斯的父亲得到德国籍。一战德国战败后，舒曼和阿尔萨斯一起回到法国的怀抱。二战结束，被反对派称为“德国佬”的舒曼担任法国外长。1950年5月阳光明媚的一天，这位眼神忧伤的大鼻子政治家以“欧洲煤钢联营”的计划震惊世界。德法两个宿敌和其他有意加入共同体的欧洲国家将煤钢两个核心产业上交欧洲层面，这样谁也不可能偷偷摸摸地筹备战争。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以此为开端。

由此可见，欧洲融合从一开始也是一个德法和解的项目。令人难忘的是1958年联邦德国首届总理阿登纳和法国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戴高乐之间的第一次会晤。两位政治家似乎等了一辈子才等到这一次心灵的撞击。他们当时的翻译Hermann Kusterer后来回忆说：“他们之间的理解不需要语言，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信念和信仰。”

其实两位伟人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实用主义的阿登纳对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有着清醒的认识，而戴高乐却在超越现实的界限中找寻乐趣；出于历史原因，阿登纳对自己的祖国保持一定距离，而戴高乐则将爱国情怀上升到宗教的高度。这其实也是战后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最大区别。

和解之后是两国的合作。上世纪70、80年代，德法合作在两对性格迥异的领导人的时代达到顶峰。在施密特和特斯坦以及科尔和密特朗的德法关系黄金时期，欧洲融合的列车马力十足。

德法发动机失灵

过去几年里，昔日的动力已经不再。欧元区的危机使两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德国政府似乎不认为还有与法国协调步伐的必要。一次次的单独行动（能源转型和难民政策是突出的例子）损害了两国间的信任关系。这也是欧盟危机深重的原因之一。

今天的政治领袖也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当初虔诚的天主教徒舒曼每日三省吾身，被称为带着政治头衔修行的人；而今天，保守派总统候选人菲永受到刑事调查仍然不放弃参选。两人的境界不可同日而语。

欧洲的统一梦已经破灭了吗？现在要看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核心国家的作为了。最迟到了秋天，两国新当选的政府必须重新回到二战后携手合作的轨道。这是两国和欧洲人民的期待，因为他们早已经习惯了一个自由和开放的欧洲。我不能忘记斯特拉斯堡旅游中心那位讲一口流利德语的女士。当她得知我们来自科隆时忍不住笑了：“原来你们是狂欢节难民。很多斯特拉斯堡人特意去科隆过狂欢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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