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观察：比“城管”更厉害的“农管”来了

（德国之声中文网）湖南郴州桂东县的一位李姓农民，承包了1.5亩土地，种下了一大片生姜，期盼着丰收盈利。4月23日那天，他准备去田里浇水，却发现自己的生姜全部被人铲除了。在经过多方打听后，他才知道是当地“农管”干的。

“农管”最近成为中国网络上一个热门词汇。它的官方名称是“农村综合行政执法”，简称“农业执法”。有人以为“农管”是网民借用臭名昭著的“城管”来对这支新型执法队伍进行污名化，其实“城管”的官方名称大多也是“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官方并没有避讳二者之间的关联。

有“城管”在前，几乎不用解释，“农管”就让人不寒而栗。人们常说城管是“暴力执法”，其实都太客气了。在很多时候，城管只是打着执法的名义实施流氓行径，欺压底层百姓。他们和别的流氓的区别就是横行无阻，无法无天。

“农管”也果真是名不虚传。等到网民关注的时候，他们已经恶行累累。河南沁阳市，一养殖户的50头猪，被当地农管扣押卖了，钱款不知去向。在东北，农民焚烧秸秆，农管得意地宣称对其罚款上亿元。湖北省宣称组建了5000人的农管队伍，对农民的“管理”无微不至：在自家池塘边种植蔬果要经过批准，在自家院子里晾晒衣物也不被允许。有些地方的农管则忙着办培训班，在田间地头设置考场，农民要缴费考证才能种地。网传视频显示，有农管宣称：交警和城管管不了的事情，农管都能管！

袁印博案与夏俊峰案

桂东县的李先生找到农管部门，要求赔偿被铲除的生姜的损失。农管告诉他，生姜不属于粮食安全保障范围内的作物，必须要改种水稻，否则就是违规占用耕地，不仅不赔偿，还要处罚他。

这让我想起来二十多年前我在西安采访的一个案子。1999年，陕西兴平县农民袁印博、董翠侠夫妇在西安北郊一个农场承包了一片土地，种植了萝卜白菜。眼看就要收获了，农场场长蒲渭滨却派人抢割了个精光。

袁家将蒲渭滨告上法庭，法官枉法断案，袁印博在法官办公室喝农药自尽，其老父亲也当场晕倒身亡。随后，袁家又有两人在绝望中自尽。村长刘世俊带领村民上访抗争。我的报道在《南方周末》发表之后，此案成为舆论焦点，陕西省委成立调查组，法院最终判决蒲渭滨违法，袁家获赔。

这根本谈不上是法治的胜利。但是，当时还没有“农管”，流氓虽然是体制内的“优秀共产党员”，但还没有打着“综合行政执法”的大旗，村民们还可以将他告上法庭，舆论还可以监督。中共治下的“综合执法”，就等于没有诉讼和监督可能的非法暴力。各地都有过不少状告城管的诉讼，几乎都是以败诉告终。因此，2009年沈阳小贩夏俊峰怒刺城管，得到广泛的同情。在很多网民心中，他是反抗暴政的英雄。当局也明白这点，夏俊峰多次上诉无果，于2013年被执行死刑。

从“皇权不下县”到流氓化管制

很多网民怀念“皇权不下县”的古代中国，痛斥农管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破坏。

费孝通先生曾用“无讼”来描绘传统“乡土中国”的治理特征。他的意思是，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主要靠基于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的礼治，而不是现代社会人人平等的法治。

在政治管理上，费孝通指出中国社会结构“双轨制”特征：“我们以往的政治一方面在精神上牢笼了政权，另一方面又在行政机构的范围上加以极严重的限制，那是把集权的中央悬空起来，不使它进入人民日常有关的地方公益范围之中。中央所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自上而下的单轨只筑到县衙门就停了，并不到每家人家大门前或大门之内的。”

这就是后来被学者总结为“皇权不下县”的治理结构。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温铁军说：“由于小农经济剩余太少，自秦置郡县以来，历史上从来是‘皇权不下县’。解放前县以下虽然设有派驻性质的区、乡公所，但并不设财政，不是一级完全政府。农村仍然维持乡村自治，地主与自耕农纳税，贫雇农则只交租。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延续几千年的原因在于统治层次简单、冗员少，运行成本低。”

在我看来，将“皇权不下县”等同于现代社会的“小政府”理论，并期待回归“乡土中国”是不现实的。费孝通先生也曾认为，“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在理论上，这是好现象，因为这样才能破坏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使中国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彻底颠覆了中国原有的乡村社会传统，将“皇权”架构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问题不在于社会改造，而在于它并没有让中国从“礼治”走向“法治”，而是利用熟人社会实施地痞流氓化管制。严格地说，“农管”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新鲜事物。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四清运动”，从“文革”到“计划生育”，都是同样的运动式“综合行政执法”模式。

顺便一说，城管的受害者主要是两类人：一是城市下岗工人，二是进城谋生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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