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几大矛盾中的当前中国经济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矛盾

中国国家发改委1月25日称，由于“去年涨价的滞后影响较大”，今年1月上旬，36个大中城市猪肉、豆油、牛羊肉等商品零售价格明显上涨，“必要时将实行临时价格价格干预措施。”另据中国发改委网站消息，“根据发改委的统一部署，截至1月25日，已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了临时价格干预的商品和企业名录”。中国日前有大量这方面的报导，各地是如何落实的，比如有的商品要在调价前10日申报，其它在调价后24小时内局面报告等。

这表明了两点，一是中国政府对通货膨胀情况（说是“滞后影响”也好，别的也好，都无所谓）确实是着急了；二是开始采取行政措施了。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多么严的行政措施，说的还是“必要时”要干预，但总之是行政措施，是计划经济的组成部分。广东有人大代表甚至提出要恢复油粮票制度。这个“干预措施”将来会是怎么样的，还不是很清楚，如果价格一时控制不住，那就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严。

但是，中国早已说自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即使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也没有象这样返回到计划经济措施里去。说是“临时”，是否会演变成长期的呢？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因素已占了绝对上风，许多东西靠“临时”地，小步地重新使用计划经济手段能顺利解决吗？举个例子：价格这个东西是一环套一环的，从牛肉干套回到牛肉价格和加工厂工人的工资，再套回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再套回到饲料价格和成本因素，运输成本，能源价格，等等等等。全面控制起来？难。控制下家不控制上家？更难。

货币量的控制与生活水平提高的矛盾

经济发展得快，货币量自然要增大；货币量增大了，自然就有通货膨胀。80年代末的中国是这样，现在也同样如此。中国人民银行1月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底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6.72％（年初定的目标是16％左右），狭义货币量（M1）同比增长超过21％；市场货币供应量（M0）同比增长超过12％。于是，中国政府定下了严格控制货币量的目标。

但是，别的且不说，光是劳动力成本，包括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跟货币量的控制是对着干的。据“亚洲新闻”报导，东莞一家工厂说，两年中，民工工资就从800元升到了1600元，外加其它（社保等）。尽管如此，五分之一的工人不会回来了，因为别的地方工资更高，比如石家庄给熟练木工的月薪为2000元。

员工工资增加了，货币量自然要增加；增加了工资导致更大的消费，货币量更要增加。怎么控制？显然成了难题。在员工流动市场化的今日中国，更是难题。

自然，中国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还是很大，且越来越大。城市去年人均年收入为13786元，农村只有4140元。但总体在提高，这个提高的趋势是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愿刹车的。

控制程度与着陆方式的矛盾

“光明日报”一篇专家文章警告道：“既要抑制价格结构性上涨，又要避免急刹车，避免国民经济出现大的起落，为经济发展增添后劲。”

什么叫“大的起落”？应该就是人们说的“硬着陆”，实际上跟“起”没什么关系，而是“落”的问题。又要控制，又不能控制过度。这是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大课题。当然，中国目前有实力去解决这个课题，这个实力就是经济高速发展中积累下的大量的钱。不光是外汇储备，更是巨额的税收。据中国财政部不久前的预测，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5.1万亿元左右，增长31%左右。估计，控制加补贴，可能会是中国解决物价增长过快、同时防止硬着陆所采取的办法，比如补贴农民，补贴职工（社保）等。

当然，这么一来，又会加深其它矛盾，比如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的矛盾，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矛盾（比如会被视为倾销）。

经济发展与社会情绪的矛盾

按理说，经济发展得这么好，自豪情绪这么高（参见中国国家统计局长谢伏瞻的两个“非常了不起”的欢呼），社会情绪也应该好啊？

却不尽然。中国有着足够的社会不安的现象和迹象，有许多是跟涨价等直接相关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有增无减。已出现为了涨价而自杀的事情，或者为了炒股破产而自杀“未遂”。虽然是“个案”，但却也是警钟。刚读到报导，说是广州街头居然发生了第三例见诸报端的流浪者冻死事件。

二是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正在形成。随着一个社会的富裕化、经济的发达化，人民的地位感、表达欲也必然形成，而且几乎不可避免地会“社会化”。中国有句话叫“温饱思淫欲”，其实并非仅仅是“淫欲”，而是温饱以外的更多的东西，包括自身的权益，包括国家的前途。德国往往通过一个公民运动，把一个飞机场的扩建也给否定了，或者飞机晚上不能起飞了，或者火车司机不上班了。也许以前中国人会觉得这很可笑。但这些事情现在中国也有了，而且显然是越来越多。因为，德国和西方的这些事情不是幼稚可笑，而恰恰是一个民主的、经济发达的社会在长期发展中积累经验教训形成的。这些东西靠压是压不住的。中国近年来发生了很多“聚众闹事”的事件。上海的磁悬浮抗议“散步”更是一个最新证明。这次上海市政府处理得也比较得当。这本身就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发达，这些事情自然会增加。中国除了想方设法治理诸如控制物价、控制股市和房价这些“经济问题”外，也会有个对这种新形成的“公民社会”的适应过程。

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的矛盾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本来就是一个从保护主义走向自由主义的过程。但是，保护主义还是会不断抬头的。西方国家的经历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应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里，计划经济的因素已经变得很淡了，加入WTO也使中国不得不放弃许多方面的“保护”。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最突出的似乎只有对汇率的“保护”了。

然而，随着价格控制的出现，也许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补贴措施的出现，这些实际上是“保护主义”的。这些东西不见得就是负面的，也许还是中国不得不越来越多使用的，但是这里牵涉到了国际经济关系和对问题的不同理解。比如补贴会被视为“倾销”，行政措施会被视为不合经济规律的强行干预。

但是，谁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处理对待问题的。欧洲等对农业的补贴也一直存在。欧洲也害怕中国由于自身的通货膨胀而“出口”通货膨胀。但对中国的汇率总抱着一种矛盾的心理。出于害怕中国通货膨胀“出口”的心理，也许对中国行政干预价格也只会有非议而不会有太多指责。

自然，在全球化的今天，谁都不能有太多的保护主义，尽管谁都不能完全离开保护主义。但太多的保护主义必然是破坏形象的，也影响国际经济关系的展开，掉过头来影响自己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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