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权力的游戏：张艺谋为何无缘柏林
2019年2月13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张艺谋的新片《一秒钟》原定于2月15日在柏林举行全球首映。但上周末传出消息称，因后期制作的技术问题，无法在柏林参映。许多观察人士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中国文化官员最后没有给影片放行。因为触及文革议题在中国仍必须慎之又慎，有关文革的公开讨论仍是个禁区。
文革--敏感话题
这并不是张艺谋第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电影，而且很难想象，他的新片会公然挑明对文革历史反思的问题。但人们仍有理由猜测，这是首次在柏林电影节期间一位角逐金熊的导演被迫退出的原因。张艺谋谢绝了采访的请求，据说他改变了计划，不在柏林。
虽然张艺谋的电影一再触及敏感的社会和历史话题，但这位68岁的导演早已不再是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电影人。他是在国际上最知名、最成功的中国导演之一，也是与柏林电影节有数十年渊源的明星。他的成名之作《红高粱》1988年在柏林夺得金熊奖；史诗片《英雄》2003年在柏林参赛；由好莱坞男星贝尔（Christian Bale）主演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的《金陵十三钗》2012年在柏林展映。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张艺谋导演了20多部电影，有几部他还亲自出演。他的影片和剧本也曾在戛纳和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
一九八九 《菊豆》
张艺谋与中国当权者的关系可以说几经波折。1989年6月初，六四民主运动被镇压后，张艺谋对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一切表现出深深的震惊。当时《菊豆》的拍摄进入尾声。六四之夜，张艺谋彻夜未眠，他和几位剧组人员看到了镇压的真实场面：血泊中的学生、燃烧的公车、狼藉的街道。曾多年为张艺谋充当文学改编策划的王斌后来回忆道："我注意到，他受到了很大震动，这毕竟是他的国家。"
张艺谋更改了《菊豆》的结尾。王斌说，在《菊豆》的结尾出现了一场大火，"这表现了我们的心情，那是六四。"
长年禁映
张艺谋电影艺术的上乘之作《菊豆》（1990年）、《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年）和《活着》（1994年）直到90年代中期一直在中国被禁映。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的《活着》是张艺谋最后一部"挑战"审查部门的电影。影片跨度40年，通过一个皮影戏艺人一家人的故事讲述了中国当代历史的巨变以及文革的灾难。
出生于1951年的张艺谋本人的经历，也足够拍成电影。作为一名前国民党军官的儿子，张艺谋在文化大革命中属于被唾弃的"黑五类"。他青年时代在农村插过队，在纺织厂当过工人。
1994年《活着》在戛纳电影节获奖时，张艺谋没能获准出国。接下来5年中，他被禁止用外国投资拍片，甚至面临被禁止在中国拍戏的危险。但张艺谋希望在中国工作。
从奥运到国庆
到了1998年，与审查部门间不断的摩擦终于成为过去。张艺谋导演的歌剧《图兰朵》（Turandot）在故宫上演。2005年这部歌剧还在多个西方国家露天上演，其中包括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场。
2008年张艺谋执导了北京奥运会开幕、闭幕式并获得好评。此后，他成为200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庆典的总导演，这位世界知名导演最终被收编为中国当权者的官方活动策划师。
武侠和英雄史诗
张艺谋的"转向"首次在其电影创作上的明显体现是2002年出品的武侠片《英雄》。这部当时中国制作成本最高的电影得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映，文化部门还支持该片竞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尽管《英雄》没有获奖，但仍成为当年美国票房收入最高的外国电影。这部从"荆轲刺秦"的故事演绎出的史诗式影片在中国国内被视为其作者与当权者之间的一纸"默契协议"：为了统一天下、稳固江山，皇帝有权大开杀戒。
面对有人批评他追求商业利益，张艺谋总是予以否认。他强调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对财富也不看重；他最大的目标是让中国的传统文化遗产得到保留，与好莱坞一争高下。而他的视觉创作服务于党，在他看来并不是对自己艺术信念的背叛。
严密控制的时代
张艺谋的新片不能参加柏林电影节，在中国引起了极大不满，并体现在社交媒体的讨论中。或许在2008年中国还处在相对开放时期时，张艺谋和其他中国艺术家们还寄希望于自由空间进一步扩大，希望艺术领域、互联网、甚至官方媒体里的现实表现走向多元化，然而在习近平2012年执政以来，现实则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希望变成了压抑，追求自由变成了近乎极权的监控。知识界、媒体和艺术创意界进入了一个受到全面控制的新时期。在这一背景下，或许可以解释这样一位明星导演， 一位曾经为权力代言的美学家，为什么会再次被党妈妈的"学步带"给拽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