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繁荣需要思想自由环境

本周末，中共十七界六中全会将召开，据中国媒体报道，这自2007年十七大以来，中共首次将"文化"命题，这也是继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之后，中共决策层再一次集中探讨文化的主题。而谈及文化，必须要谈及文化的开放思想产生的环境。

没有思想自由，文化不可能大繁荣

十月的六中全会要讨论中国文化大繁荣问题，但是大繁荣的必要条件和决定性前提是思想自由。从近年来过分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压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空间，对于思想自由能否有所进步，人们保着期望，但更有疑虑、担心惠而实不至，或者连提也不敢提思想自由问题。

因此，我们建议重新温习马克思的教导，特别是马恩全集的第一篇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希望至今仍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的六中全会文件的起草者和决策人，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马克思1842年的教导。

马克思反对垄断思想

马克思在1842年就质问普鲁士的书报检察官，就像在2011年质问中国的书报检察官及其后台中共中央宣传部：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笔者要问：为什么文革中只能唱几个样板戏？为什么21世纪的中国人只能唱文革中的红歌呢？为什么只能存在一个主旋律呢？为什么要求舆论一律、思想统一呢？为什么你们要垄断思想和精神呢？）

马克思问："你们抽象地理解真理，把精神变成了枯燥的记录真理的检察官。""凡是政府命令都是真理，而探讨只不过是一种既多余又麻烦的因素。"

马克思尖锐地指责德国检察官："你们竟不根据行为来判断人，而根据你们杜撰的那一套对人的意见和行为的动机的看法来判断人。"

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分析也适用于中国的党政官员，当年批判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打倒走资派，全凭杜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动机的看法，而定为敌人。今天公检法官员又是以所谓宣传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刘晓波，又是以讲了曾庆红儿子曾伟在澳大利亚买豪宅为罪名，剥夺了解放军退休大校党史专家辛子陵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等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凡是党政官员的讲话都是真理，党史没史德，法官不遵守法律，而揭露这些事实的作家、记者、艺术家、律师反而成为被抓捕、判刑、拘留、拘审的受难者。

马克思反对以威胁国家"不稳定安全"为名，压制思想自由

马克思批评检查令"既不准坦率地讨论普鲁士的事务，甚至也不准坦率地讨论中国的事务。检查令这样解释：'凡对任何国家中力谋推翻国家制度的政党做善意叙述的一切意图，均属于这一范围。'即属于破坏普鲁士联邦和德意志其他各邦的安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允许对中国或对土耳其的国内事务进行坦率的讨论吗？既然千里外的情况都威胁着德意志联邦的不稳定的安全，那末每一句对联邦内部事务表示不满的话，又怎能不威胁着它的安全呢？"（《马恩全集》，第一卷，第11页）

1842年的马克思批评的不仅是普鲁士的检查官，也是批评21世纪的中国法官，以刘晓波讲了"联邦共和国"就被定为"颠覆国家政权罪"，认为威胁了国家的"不稳定的安全"，被判刑11年。到2011年更不允许探讨远在中东、非洲的"茉莉花革命"等事务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在中国，同1842年普鲁士一样，成了威胁稳定的罪行了！

这种报刊的原型在中国存在几个世纪了

马克思在169年前讽刺普鲁士书报检查官时写道，以思想定罪的"这种报刊原型的好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在中国存在了。"令人吃惊的是，这种报刊的原型，这种垄断思想的统治手法在中国一直存在着，直到2011年。这样垄断思想、限制思想自由使中国文化在世界落后了，多少个世纪已过去了，没有出现大思想家，最后只有把"五四"打倒的孔夫子请出来，在长安街上站了100天，又再次移走,让孔夫子躲进里厢了。

2011年10月的六中全会能不能在思想自由这个关键问题上放松一点，决定着中国文化是走向大繁荣还是衰亡。

作者:姚监复

责编: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