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电影节主席：“我是开明的驯兽师”

德国之声：回顾过去20年的柏林电影节，我们最好奇的问题是：它为众人留下了什么？不过首先我们想请柏林电影节主席迪特·考斯雷克分享一些个人经验。三个问题，快问快答。

第一题：最美好的回忆？

迪特·考斯雷克（Dieter Kosslick）：最让我心情激动的时刻肯定是导演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拍摄的滚石乐队演唱会电影《闪亮之光》（Shine a Light）在柏林电影节的全球首映。作为一名曾经的摇滚乐团吉他手，这部电影对我而言是柏林电影节的高潮。

（译注：考斯雷克在1963年曾组过学生乐团The Meters，翻唱滚石乐队、披头四及其他摇滚乐队的歌曲。）

最艰难的时刻？

最艰难的时刻发生在我和导演帕特里斯·夏侯（Patrice Chéreau）从凯悦酒店的阶梯走下楼，前往参加他的电影《死亡诗篇》（Son Frère，2003年最佳导演银熊奖）的播映会之时。该片讲述一个关于艾滋病和死亡的故事。就在凯悦酒店的餐厅前，法国电影界代表丹尼尔·托斯坎·迪·普朗捷（Daniel Toscan du Plantier）突然心脏病发。那着实让人心痛惋惜。

您最开心的时刻？

最开心的时刻是我带着当时尚未满一岁的儿子Fridolin一起在动物园皇宫影院（Zoo Palast）为新世代单元（Generation）举行开幕式，他在我怀里睡着了。当我抱着儿子上台，正对着麦克风说话时，他醒了过来，看着台下有1000个孩子盯着他并欢呼。看到如此多孩子欢聚一堂，我自己也抱着一个，真是让我感到开心不已。

人们总忍不住觉得，电影节就像是一个马戏团。您觉得自己是拿着皮鞭的马戏团团长，还是驯兽师？

我觉得自己是开明的驯兽师。我和许多人一起工作，也给他们自主权。不过总要有人掌控局面，为结果负责，做出决断并且将一切向前推动。这经常是我的角色。

欧洲三大电影节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和戛纳电影节之间经常存在竞争关系。在您任职柏林电影节时期，哪个电影节更优秀？

肯定是戛纳电影节。但是年年都不尽相同。威尼斯电影节已经迎头赶上，我们则一直占着非常、非常优秀的第四名。有一回默克尔总理在与法国前总统奥朗德会面时曾经问我："所以我们是第三名？"我回答说："这个嘛，第三名从缺。"（笑）

您在任内接触过成千上百的电影。我们很好奇，对一名电影节主席而言，什么样的电影才是好电影？

电影节有一套标准，但是在各单元中还是有不同的看法。这当然会经过漫长的讨论。不过也有类似导演法哈蒂（Asghar Farhadi）的《别离》（金熊奖，2011）或帕纳希（Jafar Panahi）的《出租车》（金熊奖，2015），得奖毋庸置疑。一看就知道，这是一部好电影。

不过我们不可能拿着量尺在电影院里丈量一部电影。好坏的评断非常主观，影评也是如此。

我觉得自己首先需要向观众负责，当然不是每部电影都如此。但是因为我们自1951年开办以来就是一个大众电影节，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向大众呈现有意思而且触动人心的电影。

您曾经旅行各地观赏电影。德国电影在国际上的评价如何？还有人会谈起德国导演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或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吗？还是影坛有了新改变？

人们当然还是会谈到法斯宾德，而赫尔佐格仍在拍电影，肯定是常被提起，他在美国是巨星。柏林电影节也使德国电影更加知名，因为每年的竞赛中都有德国电影参展。

目前已有超过50部德国电影参加过竞赛，也多次斩获银熊和金熊奖。这意味着国际评委认为德国电影具有竞争力。

您在2001年接任主席时，柏林电影节已经是影坛的国际盛会，极具声望。回顾这段期间，柏林电影节又发生了哪些改变？

柏林电影节变得更加壮大，观众增加了近三倍。今年的参加者中有近34万人买了电影票。除此之外还有电影市场、协力制作以及与书展合作等周边项目。

我们还推出了面向特定族群的单元，例如探讨艺术的"论坛扩展单元"（Forum Expanded），或是针对美食和生态的"美食电影单元"。

此外还有"柏林电影节天才训练营"或"世界电影基金"等培养后起之秀的单元，我们在全球对许多非常成功的电影提供了协助。不只是柏林电影节，戛纳和其它电影节也是如此。

从历史角度而言，柏林电影节一直被视为与政治挂钩的电影活动。在您任职主席期间，最大的社会或政治挑战为何？

（在我任职）之前是东西德的摩擦，直到柏林墙高筑，然后也见证了它的倒塌。柏林电影节播放过东欧和亚洲电影。这是前期的事情。

我们的挑战则略为不同。我们经历了美国入侵伊拉克的伊拉克战争时期。当时有一部政治电影首映，是温特伯顿（Michael Winterbottom）执导的《尘世之间》（In This World ,2003金熊奖）。影片讲述一名阿富汗难民如何在伦敦开了一家咖啡厅的故事。

当时出现许多挑战。在这段期间，全球化全面陷入困境。我们一再透过电影指出，不能一方面赞许全球商品自由流通，同时却形容那些想越过国境的人们是在从事"难民旅游"。

这是我任职时期的议题。越来越激进的右翼思想也是一大议题。我们也尝试通过电影向这些守旧的顽固分子发出信号。

如今Netflix和家庭电影院当道，您认为电影的未来会如何发展，影院最大的竞争力为何？

未来肯定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柏林电影节的规则不变，尤其是竞赛单元的规则。参赛的电影必须在电影院上映取得评价，否则我们就不会播放这部电影。意即亚马逊等类似Netflix般制作影片的公司，都必须先在电影院试水温，然后我们才会在竞赛单元中推出相关电影。

未来的电影业肯定会发生变化，但是电影院不会没落。我已经在这个行业许多年，而电影院的历史更为悠久，马上要迈向120年。它会继续维持下去。

如今的疑问是，谁会来经营电影院，有一天Netflix会不会成为最大的艺术电影和大片发行商？对于电影节未来将如何应对这些影片，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目前我们还处于过渡时期。

2019年是您领导柏林电影节的最后一年。等到此次电影节落幕并送走最后一名宾客后，您有什么新打算？

我要去巴伐利亚的山区然后禁食，如此一来身心都会放空，我就能展开一段新人生。我已经对此充满期待。

预祝您一切顺利，当然也希望您最后一次主办的柏林电影节取得空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