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罗马尼亚的少年扒手

年仅十一岁的埃迪出生于罗马尼亚某城的贫民窟，来汉堡一年多来一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时而在St.Pauli红灯区象无人照看的野狗一样闲逛，时而潜伏于荒芜的院落小屋中，时而栖身在少年管教所。他偶尔也向小伙伴们做自我介绍，告诉他们父亲是如何教训他的。他一边绕圈跑，一边用右脚在空中猛踢，“知道吗，每次我爸喝醉了酒，就是这样踢我的。他踢我就象踢足球一样。”所有人都被逗笑了，埃迪笑得最响，但那显然不是欢笑。

埃迪身穿印有“NewYork82”字样的无袖T恤，右耳钉着金属环，不安的眼神狐疑地扫视周围的一切。他一刻也不能安静，在楼梯间里上下乱跑，在地板上蹦来跳去，金黄色的头发被汗水黏成一缕一缕的，湿漉漉地贴在前额上。静坐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磨难，每一分钟都在发抖中苦苦捱过。

与他生活有关的成年人从来没有教过他做任何一件有益的事情。不教他洗澡，不教他刷牙，更别提读书写字之类的高雅事。他们只教他偷窃。

当他七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强迫他去偷烈性酒，一旦失手，回家便少不了一顿猛揍。小家伙在拳脚相加的教训中磨砺他的偷技，学会了装模做样地伪装自己，闪电般地出击，如风般地逃逸。

父亲很快以三百欧元的价钱将他卖给犯罪偷盗团伙。他们完全合法地将他用汽车载来汉堡：自从欧盟内部开放边境以来，入境签证不再是必须，只要拥有有效护照，象埃迪这样的孩子可以作为游客随成年人入境。

汽车刚刚抵达边境，埃迪的护照便迫不及待地被人拿去，而他再也无处可逃：语言不通，举目无亲，大城市象迷宫一样让他眩晕，唯一可做的是在大人们的指导下苦练偷技。

在这座陌生的城市，埃迪认识了一些同他一样来自罗马尼亚的孩子。他们肩负一项共同的使命：为指使者偷东西。

警察称呼象埃迪这样的未成年扒手为“童偷”。自今年年初以来，汉堡聚集了至少五十多名来自罗马尼亚的男女“童偷”。他们是孤苦伶仃、无人理会、受尽剥削的一群。另外在科隆及柏林一带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如何处置这些“童偷”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被偷的受害者和商家，缉拿案犯的警察无不义愤填膺地高声呼吁：“把他们都赶出去！”青少年保护组织的成员则要求个案调查，必要时准予居留许可。是去是留，是凶是吉，作为当事人的孩子们只能听候调遣。

“童偷”中专扒皮包的女孩子只占少数，男孩子的偷袭目标多是商店。他们正值青春期，年龄多在十五岁上下，抑或十六七岁，而在警察面前，则无一例外统统扮嫩。因为他们知道，十四岁以下的少年犯罪在德国不受处罚。

贫困在他们来说早已是习以为常的事。他们大多来自破碎的家庭，背井离乡，象野草一样地生长。鉴于欧盟国家之间悬殊的贫富差距，罗马尼亚的人均月收入才不过160欧元，而这些孩子所处的贫民区则更在平均线以下。

对于站在“童偷”背后的指使者来说，他们所做的事情不过是从分配不均的大蛋糕上切下一小块，所切的恐怕还只嫌不够大。如果“童偷”们足够听话，他们有时也能分得一点残渣。顺利地完成使命后，孩子们有望获得最高达每周20欧元的奖赏，这在罗马尼亚的孩子眼中简直是笔巨款。若问风险及代价，原本一贫如洗的他们除了童年也许不会失去更多。

克里斯蒂安是另一个例子。他身高不足一米五，还未过变声期。因为没能上过一天学，他大字不识几个。就在德国孩子的父母正为子女的课程安排及辅导老师忙得不亦乐乎之时，克里斯蒂安的家里除了孩子什么都缺。他的父母把他卖给犯罪团伙后骗他说，他要被人带去法国的姑姑那里。

克里斯蒂安不是一个伶俐的小偷，他一次又一次地被抓获。由于害怕报复，他在受审时从来都不肯泄露指使人的名字。如此屡败屡战，屡教不改，看来以往苦口婆心的教化全都付水东流。“指使人”施加给他的压力远比任何警告的威力大得多。他狡黠地跟社会工作者讨价还价：“您指的是，我该少偷还是完全不偷？”

在柏林的少管所住着九名罗马尼亚的儿童和少年，其中有被警察拘捕来的，有自报家门登记注册的。他们惯于自我保护般地将自己封闭起来，不肯轻易向任何人袒露心扉。只有当确信无疑不被监视时，他们才展露出同龄人的几分孩子气。听吵闹的说唱乐，放任自己高声怪叫，直到被邻居制止，又重新陷入一种深深的沉默中，整日不说一句话。监护人用“抑郁而又狂野”来形容他们。

少管所除了寝室外还设有电视间和乒乓球室，这可是罗马尼亚孩子从没见识过的希奇玩意儿。安德列从不正经躺在床上睡觉，他总是蜷缩在电视间的沙发下面入睡。

每天清晨早餐后，孩子们便各自开路，开始一天的活动。对于埃迪、克里斯蒂安、安德列这样的不良少年，少管所不过是一种生活的基本场所，人身自由并不受局限。只有对于有自虐倾向，或者严重危害社会的个例，才实行全封闭的管制。而“童偷”显然不在其列。

他们的一天活动路线大体如下：乘车穿越汉堡市区，坐地铁去火车站，再换乘汽车。他们的目标是：步行街区的个体店铺、药品店、百货商店。行动时他们集体配合，留人在门口望风，引开店员的视线，得手后一起逃之夭夭。

一位超级市场的负责人抱怨道：“每次当我们意识到发生的事情时，人早已满载而归，溜得不知去向。”

由于上几个星期罗马尼亚的“童偷”频频得手，超市总部不得不派来一名专职侦探，在商店各处安装秘密摄像头。侦探躲在蔽塞的小屋里，目不转睛地盯着监视画面，一发现罗马尼亚少年，立刻警笛大作，全体出动。

面对小孩儿们几秒钟之内的战果，超市负责人总不免目瞪口呆。他说：“200盒香烟根本算不了什么。他们作案的手法如出一辙：两三个人引开售货员和其他顾客，第四个人将货架席卷一空。”

另外，赃物总是藏在宽大裤子的衬里里面，看上去象小丑一样可笑。可是一旦人赃俱货，他们求饶的样子又显得楚楚可怜：“求求您了，千万别叫警察，我是穷人，不是小偷。”苦苦哀求之际，另一个孩子递过一张百元大钞，但求店主手下留情。

被“童偷”们称为“帮头”的幕后指使人通常会对没能完成任务的孩子使用暴力，他们身上的累累伤痕便是证据。每当傍晚时分，孩子们带着新伤旧彩回到少管所，他们对于管理员的询问总是含混其词。

到目前为止，只有两名十三及十四岁的女孩子向汉堡的地区警官吐露真相，她们所揭发的“帮头”的残忍行径令人发指。

十三岁的女孩说：“如果我每天没能偷到70包香烟，他们就用藤条抽我的手掌心，还恐吓我说，要将我送到妓院里去。”十四岁的女孩说：“因为我被警察抓到了，他们便用拳头猛捶我的胃部和肝脏。如果我打算逃跑，他们也会狠狠揍我，并说哪怕我跑回罗马尼亚，他们也要抓到我，杀死我。”

警察曾经根据举报追查出“帮头”的线索，可就在采取行动之前，帮派团伙转移回了罗马尼亚。

幕后指使人的蛛丝马迹实难寻找，因为他们从不直接参与盗窃活动，即便是交货也因循严格的保险措施：孩子们将赃物送去指定的后院，院墙后面的空箱子里。接货人随后会将包裹取走。

“偷童”们没有学上，没有书读，除偷盗外别无一技之长。对于他们来说，未来唯一可能的事业之路便是沿团伙内部的等级阶梯攀缘而上，媳妇熬成婆，有朝一日自己成为“帮头”，拥有自己的“偷童”。

十六岁的罗努特的事例向我们证明，对于“偷童”来说，要从偷盗、迫害的魔鬼漩涡里挣脱出来，步入常轨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在少管所管理员的眼中，他未老先衰，满面沧桑，热情尽失。

罗努特在罗马尼亚臭名昭著的孤儿院长大，日后混迹街头，加入某一团伙后满怀希望地随人来到汉堡，他以为那里有新生活的展望。

对于他来说，一年来的被强迫偷盗的历史算不了什么，可是遭受性虐待的阴云却挥之不去。每当往事浮现，他不禁羞愧难当，不能自持，用小刀划伤自己的双臂。

自从罗努特因偷窃罪受处罚，如不悬崖勒马便有监牢之灾后，他决心脱离团伙，与过去决裂。然而一切并非如此简单。很快他被人在地铁站劫持，用铁锤猛敲膝盖，并遭生命威胁。从此之后，罗努特只有在管理人的陪同下才能离开少管所。

罗努特只想在汉堡开始新生活，甚至走进学堂，学习一种谋生技能，赚取合法的收入。可惜这场梦醒得太快。

罗努特将同其他的罗马尼亚少年一起被押往飞机场，驱逐出境，这是汉堡官员的计划：越快越好。

这位十六岁的少年苦笑着说，他将重返街头，象原来那样。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