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五千年来第一人

个中原因不在李敖大哥。张爱玲曾说过：“中国文化古老而且有连续性，没中断过，所以渗透得特别深，连见闻最不广的中国人也都不太天真。”读过点书的更是老 奸巨猾。但另一面，中国人又是最爱起哄怂恿看别人天真激情的，从古到今，中国人写的书充斥着耳提面命诲人不倦、让人冲锋陷阵的号角声。李敖大哥去北大，大 陆文人是要等着看他好戏的。你不是以骂人、骂国民党出名的吗，到了北京看你还敢骂？你敢拉开架式和共产党干吗？“李敖老矣，尚能骂否？”清华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副教授王君超问道。

李敖大哥不老，也能骂。在北大、清华和复旦，他都骂了。比如他骂共产党不如北洋军阀，“北洋军阀的肚量比我们宽大的不得了，让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他骂共产党六四向示威者开枪，“全世界各国政府，在这个时候，都是王八蛋”；他骂“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等等等等，骂的痛快淋漓之至。但今天骂共产党算哪 门子英雄呢？特别是他李敖骂了共产党，什么后果也没有。一不会坐牢，二不会被砍头，三他已一再声明，此生不准备再去北京上海了，三场演讲就是绝响，四是他 已做好准备，“情绝”凤凰台。

今天骂共产党不过是时髦而已。所以在复旦演讲时，李敖大哥要给那句中国古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加五个字：“时髦不能动。”“这才是大丈夫。”

共产党不是他李敖演讲的对象，对那“孙子”他只是顺口损了几句。他的对象也不是大陆知识分子。北京“新京报”上(二十六日)，有人因此忿忿不平，说：“李 敖此行名曰‘文化之旅’，然而除了到北大、复旦演讲之外，与大陆文化人士基本没有任何接触。大思想家德里达、哈贝马斯到中国来，不也找中国同行交流吗？”

且不说这最后的反问问错了，因为大思想家德里达、哈贝马斯根本不了解中国，特别是不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陆大则大了，有李敖大哥值得一见的知识分子吗？

至少今天的北大没有。对今天的北大----当然也适用于今天的清华复旦----，李敖大哥只有三个字评论：“太孬了。”当年的北大，“教育部公文来了，退 回，不看，拒绝；教育部钱来了，钱收下来了”；今天的北大给克林顿铺红地毯，给连战铺红地毯，如此的“势力眼”令他只有惊讶：“怎么不给李敖铺红地毯，怎 么给当官的，给政治人物铺红地毯”？关于大陆知识分子，他再没说其它任何话。

三场演讲，他真正的对象是大陆学生。无论在北大、清华还是在复旦，他不厌其烦、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告诉他们就是：第一，不要以为挂几个名词在嘴边，自己就 已经思想民主自由了，而是要跳出共产党的两极思维，跳出那个“要么是为共产党出谋划策，痛骂老美国，小日本，要么是通骂共产党，恨不得生为美国人，死为日 本鬼”的精神枷锁，重要的是“心灵能不能解放”，精神上是不是“处女”；第二，“争取自由要靠智慧”，要讲技巧策略。

如此开宗明义地同青年学生讲这个道理，五千年来李敖大哥实属第一人。

强权当政时，中国知识分子面对青年学生历来两副面孔：要么是牢骚满腹，放眼灰色，要么是愤世嫉俗，口喷火药。特别是后一种，危害极大。往往学生们一下课， 就冲锋呐喊着上街堵枪眼去了。而他们自己呢，上完课后，骗天真纯情女学生玩爱情赚外快的，该干什么照干什么，回到家中，还不忘了叮嘱自己的儿子女儿一番： 你不要出去，上街的是傻子。

李敖大哥不是这样。在清华，他借修改富兰克林的话“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说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这里是我的国家，我要使它自由。”这是让人热 血沸腾的名言。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他有激情，也有胆量，有思想，也有行动，敢爱，也敢恨，敢上街，也敢坐牢。但与此同时，他也郑重其事地告诉年青学生： 生命是珍贵的，是美好的，斗争是要讲策略的。冲锋呐喊上街堵枪眼那是共产党“把冒死做狭窄的解释，我们把它放宽一点，这就是我今天的主要目的”。当然讲策 略不是放弃立场，而是据理力争。在凤凰网聊天时，他说：“我不鼓励别人做英雄。今天我对北大和清华的小朋友没有鼓励他们做英雄，但是在基本的权利上不要孬。”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没有人想做，因为太痛苦了，太难了，要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才能做自由主义者，所以自由主义这一段叫做反求诸己。成功了，我自己就知道”。 正因为太难了，所以李敖大哥这次神州行，一点不奢求。在最后的复旦演讲时，他说：在台湾，雷震先生的“自由中国”精神“只在一个人身上生根发芽，开花结 果，就是我，只影响了我一个人。各位，我希望能影响你们一个人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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