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曾去刺杀希特勒”

（德国之声中文网）柏林， 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上校（Claus von Stauffenberg）上路了。将近早晨8时。一架容克JU52飞机升空，飞向位于东普鲁士的元首大本营—“狼穴”。施陶芬贝格上校的目标：用炸弹杀死阿道夫·希特勒。时机正合适。作为步兵预备军参谋长，他将在这一天亲自向希特勒本人作汇报。

11时左右，施陶芬贝格及另外两名参与刺杀者—施蒂夫少将（Helmuth Stieff）和冯海夫滕中校（Werner von Haeften）抵达纳粹的这一权力中心。这里是德国国防军的最高司令部所在地，希特勒就在这里对唯唯诺诺的随从者们发出军事命令。

施陶芬贝格不受检查

扎尔特尔贝格（Kurt Salterberg）曾是“狼穴”的哨兵之一，当时21岁。过了70多年，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每个细节：这一天，“狼穴”的一间平房里将举行局势分析会议，“一切都严加防范，所有去见希特勒的人，我都要检查的”。其中就有以国防军总司令凯特尔陆军元帅为首的一组人员，施陶芬贝格是成员之一。“凯特尔有长期通行证，他的随行人员不需要检查。施陶芬贝格戴着一个作战受伤眼罩比较引人注意。他夹着一个公文包，但这没有什么特别”。

11时30分：施陶芬贝格来到凯特尔的办公地，就在即将举行的局势分析会上希特勒可能的提问做准备。施陶芬贝格称，他要去一下洗手间，便暂时离开了会谈室，就在洗手间，他和海夫滕一起给定时炸弹上了弦。

12时36分：凯特尔向希特勒介绍了施陶芬贝格，并说，后者将汇报所谓的“人民步兵师”行动计划。施陶芬贝格将装有塑胶炸弹的公文包悄悄放在了希特勒身旁一个大地图桌下。炸弹爆炸前，施陶芬贝格谎称要接电话匆匆离去。这时是12时40分。

扎尔特尔贝格回忆道，他当时就注意到了，施陶芬贝格只呆了短短一会儿就走了，“不过，这样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有人急着要去取文件”。

厚桌腿救了希特勒一命

离爆炸还差两分钟。就在这时，布朗德上校（Heinz Brandt）顺手将文件包移到了桌腿的另一边。此举让他本人丧命，却使希特勒躲过死劫。

施陶芬贝格留下的炸弹爆炸了。扎尔特尔贝格回忆说，“瞬间，只见纸张、木头、碎片四处飞扬，烟云密布，其中一人被炸飞出窗，其他人则前仰后翻，挤出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元首总部人心惶惶，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最初一刻，谁都说不上，希特勒是否生还。扎尔特尔贝格回忆道，“在两名男子的搀扶下，希特勒从平房里踉跄现身”，没死。

13时：施陶芬贝格相信希特勒必死无疑。他和海夫滕离开了元首大本营。他们希望尽快前往柏林，从那里组织推翻纳粹政权。一架军用飞机已为回程做好了准备。

然而，刺杀行动失败了。一大原因是，局势分析会议没有按以往那样在一个地堡里，而是在一个木结构的平房内举行。如果会议在有混凝土墙的坚固地堡里举行的话，一旦爆炸，希特勒在劫难逃。

“天旋地转”

随着刺杀行动的失败，纳粹政权发动了对密谋者及其家属的复仇行动。他们的孩子被盖世太保带走，送到哈尔茨（Harz）山地区的巴德萨克萨（Bad Sachsa）的一个专门为他们设置的营地。其中就有施陶芬贝尔10岁的儿子贝托尔德（Bertold）。

今天，贝托尔德以平静的口吻谈到1944年7月20日这一天。他态度和蔼可亲，极少打手势。他说道，这一天，整个世界在他眼里犹如倒了一个个儿：“我从电台广播里听到发生了刺杀行为，但没有名字。第二天，我母亲告诉我，那是爸爸。我吓呆了，脑中混乱一片。不过，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我从未因此视父亲为罪人。”

纳粹设置所谓的柏林人民法庭进行了臭名昭著的审判。弗莱斯勒（Roland Freisler）任法庭主审法官。还在庭审前，死刑判决就已确定。至1945年4月，柏林普伦岑湖（Plötzensee）监狱处决了“720”抵抗运动成员或支持者共89人。处决前，他们的妻子收到官方的正式书面通知。审判程序的全部费用需由当事人家属支付。

当年的贝托尔德·冯·施陶芬贝格对所有这些都毫无所知。他父母从不与孩子们谈政治。不过，父亲过着双面人生活，这一点直至今天也未使他惊讶。

1956年，17岁的贝托尔德决定参军。他回忆道，母亲虽也建议他从军，但并未因之欢欣鼓舞。在联邦国防军，他遇到了一些当年的国防军军官。贝托尔德说，他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愿望，向父亲一样走军人之路。他告诉说，他认为，父亲所做的事情完全合法：“我始终认为，他虽然不是为当时的政府，却是为德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该文于2021年7月21日首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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