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一台驻北京女记者考莱尔：我爱中国

我爱中国，这不是秘密，因为我的中文名字就叫柯爱华。我喜欢这个名字。向中国谈话对象递交我的名片时，我更喜欢他们的笑容。有时候，他们也问我，我作为外国人怎么起了一个这么爱国的名字，它使人想起意识形态的激情，使人回忆起文化革命。

我认为，选择这样的名字才有魅力。它就象一个可以放在对方面前的镜子，使人回忆起当今被集体忘却的过去时代。一个国家以对经济增长的无限信念代替了自己的传统，这样的国家还值得人们、尤其一个外国人去爱吗？

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北京，在这个美好的新世界中，名片上表达热爱中国的情感好象有些不恰当。此外，对于我这样的记者，中国人总认为这种情感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为什么我要批评一个我自称热爱的国家呢？再说，一切不是比以前好多了吗？空气比以前好了，吃的比以前好了，中国的妇女也比改革前漂亮了。对此，我只能说：很多事都变好了，但并非一切都好。

恰恰我这样的职业，界限变得更严格，灰色领域也变得更小了。我们记者仍然受到中国当局的控制、限制和愚弄，只不过他们比以前做得巧妙多了。当互联网又遭到封闭、每个数据一个一个地从线路中挤出来的时候，据说这不是新闻检查，而是我们的电脑有问题。我们的电话突然中断，这肯定是因为我们没有交付电话费的缘故。北京的电讯部门对一切都有借口。如果一次采访没有办成，肯定是由于我们没有完整填写二十五份申请表中某一份。例如，要在世界著名的天安门广场采访，就必须填写这么多的申请表。如果我偶尔在那里散步，发现一艘航天飞船正在着陆，那么我必须闭上眼睛、封住耳朵，先向国家安全部的警察提出采访申请。

有一次，我想采访天安门广场清晨升旗和傍晚降旗的仪式，德国的编辑部难以等待这么长的采访申请时间。我面临的选择是：要么违反这种荒谬的规定，要么放弃一个好的报道。前者的结果是我可能被驱逐出境，后者是我被解聘，因为这样违反了记者的本能。

中国的干部公开说，新闻界应该帮助实现更多的透明度，然而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内。这种话，我听起来犹如讽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日常生活中，这是正常的荒唐。没有一个中国人希望我停止批评这样的荒唐，因为我如果停止批评，就意味着我放弃了中国，等于把中国视为不可救药的国家。

（考莱尔)

本文作者考莱尔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据家史记载，当年为她授洗礼的是一名来自中国的神父。1984年，考莱尔来到中国南京留学。1995年第一次作为记者被派往中国报道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此后，凡值德国一台正式记者休假之际，考莱尔总是受命前往中国做代理驻京记者。自1999年至今，考莱尔作为德国一台电台记者在北京工作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