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新结构主义视角下的中资全球并购

（德国之声中文网）临近年末，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访问中国，期间据说遭遇冷遇，会晤被取消，而取消的通知到得如此之晚，让人浮想联翩。例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刘鹤，以及副总理马凯的会谈未能进行；与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联合出席德中经济联合会(German-Chinese economic committee)的一个会议也未能实现。

这样的境遇一下子被新闻界联想到出访前加布里尔对中国企业的一系列行动。10月24日，德国经济部撤销了对中国福建宏芯基金收购德国半导体设备生产商爱思强（Aixtron）的许可，将对该案重新审核。几乎与此同时，德国经济部还拒绝了中企提出的就收购照明设备巨头欧司朗出具无异议证明的申请。这两个事件如果放在整体中资企业对外大并购的趋势下去看，显得尤为醒目。

有数据显示：德国已经成为中国企业非常喜欢的并购市场，现在已经约有200家企业被中国企业并购。德国《企业家》杂志主编史蒂芬•格恩茨纳补充介绍称，以往中企对德国感兴趣的主要是汽车、机械制造，现在中国企业对电子行业、注塑业也非常感兴趣。

在今年稍早一些时候，一个著名的中资企业收购德国企业的案例，就是美的集团对德国机器人制造商KUKA的购并，当时德国媒体似乎就有点儿不太高兴，德国经济部长已经表示：KUKA的自动化技术需要"远离中国之手"。但美的依旧顺利成为该公司最大股东。目前美的要约收购KUKA方案已经顺利通过欧盟反垄断审查。交易之所以如此顺利，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美的承诺保留现有KUKA工厂和岗位直至2023年，美的还承诺KUKA可以不向中国母公司透露客户数据。

这个承诺让人不由得联系到2012年中国三一重工收购具有58年历史的德国混凝土泵制造商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事件。当时这家公司的工人因担心失去工作而在工厂大门外集体抗议。如今4年过去，该公司在德国雇佣的人数始终保持稳定，与此同时该公司的销售额也增长了近1/3，品牌完好，和供应商建立的关系也保留至今。那么三一重工收购普茨迈斯特的目的是什么呢？中资企业不是解放军，购并德国企业的最大目的也是为了帮助公司获得技术并提升产品质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两家公司合办了工厂，并互派工程师交流技术。并购完成后，双方也表达了在部件采购领域的合作意向，三一重工为普茨迈斯特提供零部件的可能性也加大了。

中国企业通过实践学习到，"走出去"的战略想要顺利实现，除了钱，还需要对当时社会的法律环境和社会价值观有所认识。中资企业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使得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更具吸引力。今年以来，全球（尤其欧洲）有近一半的并购出自中国企业之手。不仅是德国，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已再次开启全球"扫货"模式。外媒数据显示，中国海外并购规模已升至2070亿美元。目前的大型收购，还有中国国家化学公司430亿美元收购瑞士先正达公司，这是中国企业有史以来的最大一笔海外收购；今年6月，腾讯宣布86亿美元收购芬兰视频游戏制造商Supercell；中国泛海控股集团宣布27亿美元收购美国保险公司Genworth Financial。

中国企业的全球购买模式，来自于过去三十年成功的经济增长。在中国经济增长，外汇储备大量增加的前提下，才可能启动今天我们"突然"看到的全球购买行为。所以，这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表面上看是资本积累,收入增加的过程，但是其背后必然是产业的逐步升级。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早一段时间的亚洲四小龙，都在重复这样的进程。从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发展中国家会从诸如服装和玩具之类的低技术企业起步，慢慢过度到钢铁石化，汽车船舶之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

这中间的过度，或者叫产业升级，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经济增长资本积累，生产活动的要素优势在发生变化，原来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只能生产劳动力密集产品才能获得世界市场的认同；现在资本慢慢不再稀缺，为什么不能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呢？

另外一方面，这种产业升级不能仅仅依靠资本积累自然而然得以实现。如果没有公共物品和制度环境的完善，发展中国家仍然不能获得世界市场的竞争优势，因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称之为发展中，不仅是穷，而且在诸如基础设施、金融市场和产权保护等方面均远不及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称之为"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制约着发展中国家资源要素廉价、和容易模仿学习发达国家的技术等等"后发优势"，而其改善主要是政府的任务。所以，从形式上看，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海外并购，离不开政府的影响和支持。

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被看作是非市场行为，可以理解。但是中国民营企业的海外并购呢？如果不是，那么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企业（其中国有股权和私人股权并存）行为呢？如果民营企业得到政府的支持，又如何来判定它的行为是不是还是市场行为呢？这样的辨别在理论上似乎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往往轻易被人操纵，因为判别断定的程序是由发达国家政府来进行的。这样一来，实际上也成为另外一种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政府保护落后企业不被资本市场并购，难道和政府支持先进企业进行资本市场并购有什么不同吗？

而且更加令人困惑的是：如果一场并购得到一个国家的支持，以高于市场价格的出价击败竞争对手，究竟是被并购企业的幸运呢？还是它的损失？从常理上讲，以高于市场价出售自己本来就希望出售的东西，对于卖家来讲是一件合算的事情。如果有第三者（卖方的政府，比如德国政府）介入，希望能够阻止这样的收购，这说明这件收购案件可能对于这第三者有负的外部性。那么第三者（德国政府）不应该对这样的阻止行为向卖家（德国企业）支付补偿吗？如果不愿意支付补偿，又不允许卖家出售，难道不是一种比买家政府支持国际购并更加让人不齿的市场干预吗？所以对于中资企业收购德国企业爱思强（Aixtron）这一案例，我觉得更加合理的建议是德国政府出资补贴一个纯粹的德国企业去收购爱思强（Aixtron），只要出价高于中国买家，自然而然爱思强（Aixtron）就留在了德国。而爱思强（Aixtron）的卖家也没有什么损失，德国政府（德国大众的利益代言人）也得到了他们认为迫切需要的"国家安全"。只不过，他们希望从市场中得到一件东西，最好付费。

世界市场不像国内市场，本来就是一个缺乏法治环境的不成熟市场，没有世界政府作为独立于买卖双方的第三者充当规则制定和维护人角色。所以，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会以各种不同的具体形式参与到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去，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主要是支持本国企业更快地承接发达国家中的落后技术和产业转移，而发达国家政府主要是支持本国企业进行最新科技研究，为本国企业的技术更新提供知识积累（这是一种公共物品），或者是利用其远为优越的金融市场优势向全球市场提供交易工具。所以，不存在一个没有任何干预的纯粹的世界市场，只有一个按照什么样的力量对比在进行着各种各样干预的世界市场。

也许有人会认为：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至少要对市场竞争的参与者一视同仁吧？这也是很多发达国家政府指责中国为代表的一些新兴经济体给自己的出口企业或者进行海外购并企业"开小灶"的原因之一。一般来讲，有偏的公共政策只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这并不错。

但是任何一个政府在制定公共物品供给计划的时候，总是不得不面对预算约束。公平对待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应该是一个努力实现的目标，而不是一个时时刻刻都能够贯穿于发展过程中的状态。例如，政府应该提供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假设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计划投入100亿元到高速公路建设中去，但是当时全国各地都没有高速公路，那么这第一段高速公路应该修在哪里呢？如果修建成本是一公里一亿元的话，总不能撒胡椒面，每个地区都修一公里吧？但是如果把100公里都修在某一个地方，不就形成了只对那个地方的私人有利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了吗？不是仅仅对那个地方的招商引资才有有利影响了吗？所以，在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决策的时候，其过程必然是一个有偏的公共物品供给。它应该选择那个最有利于国际竞争的地区和行业，把有限的资源首先投入到这个地区和行业中去。

我在2007年的论文（When will a dictator be good? Economic Theory 31:343-366）早就提出了"给予特殊集团的社会转移支付"（group-specific social transfer）这一概念，实际上就是从理论上高度抽象了任何政府政策都不可能是"普惠的"，它在现实世界中一定是通过有偏于某些私人的方式逐步实现的。而这个有偏于某些私人的实现过程，其实就是一种歧视性政策，也被新结构经济学认同为产业政策的最本质特征。事实上，中国政府就是执行着这样的产业政策，让一部分人（企业）先富起来。通过部分地区的成功积累起庞大的资源，再投入到落后地区去改善其基础设施，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当然，这样的产业政策也有很大的弊端。因为政府并不是超人，也会看错方向，所以很多的工业园建成之后并不能吸引足够的资本进入；也有很多行业被政府鼓励发展了之后，遇到国际经济的影响，从而面对严重的衰退，例如被欧盟反倾销之后的中国光伏产业。但是就像刚才高速公路的例子说明的道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在预算约束条件下不得不开的小灶。并不能因为有很多失败的案例就要求政府不采取产业政策。其逻辑就好比我们看到的发达国家的风险投资人，他们投资的很多项目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但是这不意味着风险投资只能把钱完全分散、平均地投入到所有项目中去，风险投资人依旧会在他们自己觉得最有可能成功的项目上不断加大投入。

作者沈凌是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现执教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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