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威权制度下透明度的局限

（德国之声中文网）

在1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头一次开会讨论武汉疫情后，决定暂时不把中国事件定为全球紧急事态。国内的一个学者在获知这个消息后，在一个我也在内的全国学者微信圈内发短信，把这事看成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认为真是因为中国决定对武汉及其他城市的封城，才赢来的世界卫生组织豁免了全球紧急事态之“恶名”，也就说，似乎避免了世界对中国经济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打击。我看到此短信后即刻便对其做出反应，指出真正的故事还在后面呢。我的理由是，中国政府是否能通过封城有效控制疫情的扩散，还是个未知数。其次，一旦严重扩散，如何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交代，也是个头疼的问题。 

果然过了不到四天时间，中国疫情明显恶化。与那些充满信心，以为一封城，传染高峰很快就会过去，中国很快就会度过难关的人预测相反，武汉肺炎正在以香港大学管轶教授预料的那样，不仅控制成本会以几何级数上升，感染规模亦将比萨斯时期大很多（可能是其10倍）。 

之所以造成这样一个局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信息透明问题。什么叫信息透明？信息透明对一个国家来说就是一个政府（地方层面和中央层面的）与公民之间对现实存在的问题一种开放性的真诚的交流。在危机时期，或危机即将到来前夕，作为一个政府有这个义务和责任告知公民他们将面临的危险。只有这样，才能让双方获得理解，并共同有效地去解决问题。 不管是什么政治制度，并非所有的政府领导人（出于某种原因）都愿意以开放和真诚的态度向百姓交代存在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一个民主制度，那就有法律的约束，有媒体或者是公民自己组织的平台的曝光，并对当事人施加压力。但是对一个威权国家来说，信息透明似乎是政府对平民的一种施赏。愿给你多少，你就接受多少。即便这样，威权政府的最高领导层心里也知道，这种做法是无法持久的。 

中国的透明度问题实际上是三个层面的。首先，地方政府对中央提供的信息就有不透明的问题。为了保住自己官位或得到上级的赞赏，地方力争把好事多报告给中央，或者摸揣上级的爱好，投人所爱。在这次武汉疫情中，中央不断重复对“缓报、瞒报、漏报的要严肃追责”，就是说明了中央无法始终如愿从下级得到足够可靠的信息。一般认为，武汉肺炎去年底爆发时，当地政府就是以“所有问题都在掌控中”为由拖延了急救措施。当然，武汉市的市长在最近一次讲话中暗示，是中央方面的规定限制了他能够披露的有关病毒威胁的信息。尚不知这是他在推卸责任还是确凿的事实。究竟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中国透明度另一个层面是各级政府对公民的信息透露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透露信息的唯一标准是是否有利于政权的稳定。而对稳定的认知又是非常主观和动态型的。由于政府官员以“父母官“态度看待公民，公民当然就无法期待能平等地获得跟官员同样得信息。这在互联网时代实际上很难操作，但是政府却依然以”造谣颠覆政府“的名义，强力惩治威慑那些“公民记者”。上面提到的 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 如果不说他在助力这种信息政策的实行，至少也是这个政策的牺牲品。

最后一个层面是中国政府对国际有关组织，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 由于当代的威权国家很重视国际舞台上的面子，所以, 中国力争要表现出其政府给国际组织的数据是可靠和透明的，这种表现的欲望在当前中国领导由于华为事件以及与美国的贸易战困境下，显得更为强烈。但是，这种透明由被“讲好中国故事“的原则约束，势必在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上要打折扣。顺便说一下，讲好中国故事本身不是坏事。但讲好故事的前提是努力保证有一个确实令人赞叹的故事。如果故事本身的内容有问题，却非要努力把它讲好，这岂不有点自我糟蹋。  

2003的萨斯事件已经过去，那时国内微信之类的社会媒体尚未普遍。今年情况则大有不同。但即便这样，在强力的威慑下，人们都学会了自我审查。只有极个别实在憋不住的，才会像当年的蒋彦永医生一样，不顾一切大喝一声。我不知道这次会出现几个蒋彦永。但我想，上面提到的三个层面的中国透明度问题，在现有的威权制度框架下，很难会有突破。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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